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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下,宣告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不合法”
,认为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进程是“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往往同时又显现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
。
并认为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展开,“意味着‘他者化’焦虑的弱化和民族文化自我定位的新可能”
,而“现代性作为一种现实进程正趋于完结”
,现在面临的是“后新时期”
、后现代性的到来。
在他们看来,“后新时期”
是“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化新变化的概括”
,是现代性终结后新的历史与文化阶段,展现的社会和文化图景是“中华文化圈”
的形成和中华性的体现。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利用后殖民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论证的却是中国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所谓中华性的建立,体现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狭隘价值观。
“后新时期”
的概念被运用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概括90年代以来文化转型所形成的新的审美特征和文化空间,并引申出诸如“后启蒙”
“后乌托邦”
“泛审美”
“社群文学”
等文学批评术语,但这个分期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
[10]
在“全球化”
文化语境中的“后学”
视野中,坚持现代性启蒙的知识分子似乎已经隐退,中国社会与文化似乎正日益向后现代阶段转化。
但实际上,坚持人文话语与现代性向度的知识分子仍在“边缘化”
过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后现代的一些表征因素是出现于当下中国……后现代的出现并非意味着现代之死。”
对中国“后学”
的这种理论反驳,显然体现了对社会和文化现实更深刻的认识。
[11]事实上,五四以来的现代性进程在20世纪屡屡受挫并在80年代才刚刚恢复,仍属于“未完成的现代性”
,因此,面对后现代性的质疑与挑战,更要继续五四中断的现代性进程,而中国的“后学”
并没有对中国的现代性作出令人信服的历史分析,就简单地宣称现代性的终结未免轻率。
看来,在90年代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寻求理论转型和文化价值认同,重要的仍是对中国自身问题的敏感与探究,并真正立足于具体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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