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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作品重要的角色）的声音，在文本价值取向上占绝对的支配地位。
在《我的田园》和《柏慧》中，作者营造了“葡萄园”
这一意象，作为沉沦年代精神最后的栖居地。
但就是这样一块最后的净土，也面临着商业经济开发及各种邪恶势力的威胁。
在现实生活中因坚守与拒绝而无处逃遁的“我”
，只有逃回自己的内心。
于是回忆和倾诉便成了张炜主要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是他价值寻根的源泉。
《家族》正是把《柏慧》中有关精神家族的意念具体化、历史化，在历史与现实双向度上展现善的家族成员因守护理想的道德原则与变动的时代的严重对抗，显然，张炜想以历史的追溯为现实的道德守望增加精神的后援。
在此，张炜还触及一个严酷的历史悖论：文明的进步往往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
为此张炜甚至不惜抵抗现代文明。
在这三部作品中，叙事常在道德化的激愤中滑行，多少遮蔽了对真实广阔的生存的表现。
这一缺憾在他90年代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外省书》中有所纠正，道德的激愤化为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客观冷静的介入，作品思考的核心依然是人的精神价值问题，主人公史珂经历种种精神的磨难、反思、忏悔，最后在民间、大地本真纯净的淘洗中，获得精神的新生。
这个人物无疑实践了张炜“融入野地”
的精神救赎之路，代表了一部分当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
巨大的道德人性关怀主题，执著精神探索的主人公形象，崇高的审美境界，大量涌动于文本中的对大自然诗意的描绘和对土地农民的深情，显示出张炜这一系列小说在文化血缘上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托尔斯泰、契诃夫作品的潜在联系。
在张炜的叙事中，对精神道德的守护和对生命的守护是不可分割的。
在《我的田园》《柏慧》中，人性之恶与自然之劫被处理成因果关系，正是人性无止境的贪欲导致对自然野蛮的开发，对生命家园肆无忌惮的毁灭。
这一意蕴也被表现在他发表于1991年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中，但《九月寓言》还提供了作家对道德、生命以及现代文明更加丰富驳杂的思考。
作品以寓言的方式讲述一个叫挺鲅小村的一些故事。
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九月，因为九月正是大地收成的季节，意味着自然生命的充实、展开和实现。
故事的空间总是在野地，因为野地是一切生命的本源。
正是在这样的时空中生命得到最大限度的展演——那黑漆漆的野地里青年男女漫无目标的疯跑，“在土沫里翻滚，钻到庄稼深处唱歌”
，金祥在野地里一口气跑上千里背回铁鏊子，闪婆和露筋在野地里日夜浪游……正是这无法无天的生命力使小村人获得一种超越苦难的充沛的元气，甚至小村的血腥暴力也因为生命的展演而淡化了“恶”
的意味，张炜正通过这样一种自在自治的野地生命状态为当代日益沉沦的精神指明一条“融入野地”
的救赎之路。
但也正是郁勃的生命欲望使小村人在与工区的对立中，无法像“葡萄园”
中的鼓额们那样采取决绝的拒斥态度，工区的黑面肉饼、长筒胶靴、澡堂总在深深**着小村的年轻人。
最后，村姑肥和工区青年私奔，龙眼和憨人到工区当了矿工。
小村正是在一场有他们参与的地下煤矿开采中遭受灭顶之灾，而这一时刻又正是肥与人私奔的时刻，暗示着小村文明的脆弱及其无法逃脱的毁灭的宿命。
对生命的张扬终于导致生命与道德的分裂以及对道德的超越，但与此同时又带来生命自身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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