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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吕不韦为什么要“千金悬赏”
呢？
显然，对于政治家吕不韦来说，“千金悬赏”
绝不是一个学术行为，想寻求什么一字之师，而是一个带有明确政治图谋的举动。
又由于此举恰好赶在秦王政亲政的前一年推出，就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味。
吕不韦的真实意图，推测出来，不外乎两点：一是测试一下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威望”
，看究竟有没有人敢于向自己提出“异议”
。
这大概可以帮助即将结束“辅政”
历史的吕不韦调整和确立今后的政治策略。
如果人们都是缄口不言，这在无形之中又起到了强化自己威势的作用。
二是为包含着自己各种见解和主张的《吕氏春秋》制造舆论声势，扩大影响，并最终影响秦王政。
如果年轻的国王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那么今后自己在名义上虽不再“辅政”
，可在实际上，还将继续发挥辅政的作用。
吕不韦的前一个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
但后一个目的却没有达到。
如果将《吕氏春秋》与秦王政后来的政治实践及思想倾向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差异。
在统治方式上，吕不韦主张德、刑并用，礼、法兼施，而秦始皇则片面强调严刑峻法。
在世界观上，吕不韦基本上不迷信鬼神，而秦始皇却非常迷信，还幻想成仙。
吕不韦主张“迁欲”
，既肯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又反对纵欲，秦始皇则是一个挥霍无度的纵欲主义者。
在君主用权与个人作风方面，吕不韦既主张君权，又反对君主独断，希望君主能在大权独揽的前提下，拱手无为，由臣下进行具体操作。
而秦始皇则是独断专行，对臣下持不信任态度，处处提防，事必躬亲。
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吕氏春秋》主张“顺民”
“爱民”
“宗族之本在于民”
，君主要能上下通达，让人们说话，而秦始皇则视民众为草芥，任意驱使，又听不得不同的声音，钳语、焚书、坑儒。
上述差异虽然是在以后才逐渐呈现，但根子应该在嬴政亲政前即已埋下。
为嬴政不能接受的，除了这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外，还有吕不韦在该书中时常摆出的那种比帝王更英明，不时要对帝王进行谆谆教诲的模样。
《恃君监·骄恣》中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
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断，轻物则无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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