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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孝养父母，嫌儿子养育花钱，决心去掘土坑，想把儿子活埋了事，画里郭巨正在挖坑，郭巨的妻手里抱着那小儿站着，小儿手里也正捏着一个摇咕咚。
这使得鲁迅看了发生怎样的悲愤，在他后来所写的《二十四孝》那篇文章中可以清楚地感到，我们这里可以不必重复多说。
鲁迅在小时候就从孝道的教科书《二十四孝》上了解了古来礼教的残忍性，就立定了他的观点，随时随地都加警惕，从古书中更多地发见资料，书读得愈多，也就愈加证明他见解的正确。
这个结论便是“礼教吃人”
，直到五四前后在《新青年》上才有机会揭出这个事实，表现在文学上的即是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在《二十四孝》上发见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又从种种子史古书上得到了大量的证明材料，这里可以稍加说明。
他在书房里很早就读完了四书五经，还有工夫来加读了几经，计有《周礼》《仪礼》以及《尔雅》。
可是这些经书固然没有给他什么好教训，却也还不曾给了他大的坏印象，因为较古的书也较说得纯朴，不及后代的说得更是严紧、凶狠。
例如孔子在《论语》里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汉朝学者提出了“三纲”
，说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宋人就更是干脆，说什么“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
了。
所以鲁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汉以后，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
举出具体的例来说：他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里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
（这里不再征引），更是使得他生气，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的写着二字曰“吃人”
，岂不是正当的么？他这篇《狂人日记》，形式是小说，实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说是他关于野史和笔记的一则读书笔记。
鲁迅在借了小说对于封建礼教开火以后，一直没有停过，在《祝福》里又开始了第二次总攻击，我们不能说鲁迅文章的好处是从古文中出来，但是说他攻击礼教这个意思乃是从古书中得来，即是出于古书的赐予，也是可以的吧？
上边我们只说得消极的一方面，其实在积极的一方面他也从古书得到不小的好处。
这用现代的一句话来说，便是他因此理解了祖国的伟大的文化遗产，至于供给他后来在文艺研究的基础那还在其次。
在鲁迅生存着的期间，国内有着什么保存国粹的口号，最明显的是刘师培、黄侃的“国故”
和吴宓、胡先骕的“学衡”
两次运动，但那是复古派所发动的，借了这个名称来维持旧礼教和古文，大家多反对它，觉得他们所谓国粹实在乃是些国滓国糟，因此连这个名字也有点厌恶，不愿意用了。
可是试问，国粹这物事有没有呢，我想这是有的，不过不必说得那么玄妙，只如现今所说文化遗产，就十分确当。
鲁迅读书从经书起头，于四书之外又读了八部经，可是如上文所说，这对于他大概没有什么影响。
正史方面有一部明刊十八史，以备查考，也不曾好好读过。
他小时候读过《古文析义》，当然也读《东莱博议》，但他与八大家无缘，“桐城派”
自然更不必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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