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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放弃结案陈词的权利，只是说“相信人们会根据事实做出公断”
。
汉密尔顿很自信，他认为自己不再需要“繁冗的解释”
了。
[10]他和他的同伴们让人信服地证明了利维·威克斯的确不在命案现场，这一点无懈可击。
负面证词或者不值一提，或者不足为惧，并且被告也不存在残忍杀害未婚妻的作案动机。
陪审团对此表示认同。
威廉·科尔曼在速记稿的末尾写的是：“陪审团休庭商议，大约五分钟后，他们做出裁决：无罪释放。”
[11]这份裁决宣告了辩护律师的胜利，却让林夫妇颜面扫地。
汉密尔顿大步走出法庭时，凯瑟琳·林挥舞着拳头咆哮：“如果你今后能善终，我将认为上天也缺失正义。”
[12]
当汉密尔顿和伯尔在华尔街法庭慷慨陈词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为选举州立法机关而在4月底进行的地方选举所产生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纽约政治：它可能会决定谁是下一任美国总统。
由于约翰·亚当斯牢牢地控制着新英格兰地区，而托马斯·杰斐逊同样在南方也是如此，因此选举的关键就在靠近大西洋的中部州的选票，尤其是有12张选票的纽约。
根据宪法规定，各州有权决定如何选出本州的总统选举人，纽约州的方法是由州参众两院联合投票。
联邦党人在两院中均占大多数，然而在纽约州的北部地区的一些城镇中，共和党和联邦党却平分秋色。
从某种程度上讲，纽约市的投票结果会影响到州立法机关席位的平衡，进而影响纽约州的选举人名单，最后影响到总统选举。
杰斐逊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在3月初对麦迪逊说：“如果纽约市的选举结果偏向共和党人”
，则全国大选的最终获胜者就可能是共和党人。
[13]在汉密尔顿身边的联邦党人也认为，4月的选举给了他们一个阻止亚当斯连任的重要一步，希望能够找一位与他们志同道合的联邦党候选人。
罗伯特·特鲁普在给鲁弗斯·金的信中说：“这次选举将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考虑到亚当斯先生旧日的盟友中弥漫着嫌弃他的情绪。”
[14]
纽约市选举的重要性为善于钻营的投机政客亚伦·伯尔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他知道共和党人希望从北方地区选出一位副总统候选人，以求在地域上平衡全国的投票。
如果他能让纽约投入到共和党的阵营，他可能就会成功地利用这一功绩，要求一个仅次于杰斐逊的职位。
伯尔知道，在美国当时两极分化的政治氛围中，北方的一个叛逆者如果与南方的共和党势力联手，可能会成为扭转乾坤力量。
这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心中一直担心的梦魇：弗吉尼亚和纽约的共和党势力在选举中达成某种交易。
在那年春天纽约市的选举中，汉密尔顿和伯尔不顾身份，亲自投身到下曼哈顿选区的政治洪流中。
4月15日，汉密尔顿与他的联邦党盟友在唐提咖啡馆聚会，大致确定了竞选州众议员的候选人名单。
这些人大多是非典型的纽约市民代表，包括一名陶工、一名瓦匠、一名船具商、一名杂货商及两名书商。
这可能是想战胜共和党的迂回战略，也可能是反映了许多富有的联邦党人不愿意付出时间去做收入微薄的州立法者，尤其是现在的纽约州首府还搬到了奥尔巴尼。
伯尔则以他惯用的以静制动策略，耐心地等待汉密尔顿先披露名单。
当伯尔看到一张写满联邦党候选人名字的纸片时，他“非常认真地通读了一下，接着把它折好放进口袋，最后说‘我会让他彻底完蛋的’”
，约翰·亚当斯后来回忆道。
[15]
伯尔的候选人个个老谋深算，地位显赫。
他劝说离任的纽约州前州长乔治·克林顿复出，还把曾在萨拉托加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哈罗修·盖茨也列了进去，伯尔最近的律师合伙人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亦在邀请之列。
伯尔深谙政治结盟艺术，可谓是这方面的大师，他与克林顿家族及利文斯顿家族都达成协议，缔结了强大的统一战线。
看见这份耀眼的名单，汉密尔顿以为伯尔不过是虚晃一枪，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因为这些人根本无意在州议会任职，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共和党的总统选举人如何产生。
与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不同，伯尔深谙选举大战的窍门，并乐于采用为别人所不齿的拉票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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