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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
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
唯皇上明慎用刑之至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
然吸食鸦片者，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
如非吸食之人，虽大怨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
故虽用重刑，并无流弊。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
他们虽不彰明地反对黄爵滋，但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
他们说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
唯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
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严加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烟禁。
林则徐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
他虽然以前没有办过“夷务”
，但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
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
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国士大夫阶级大毛病之一。
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
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年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
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
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想要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借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
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
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
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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