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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
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此稿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
）同时曾国藩尚持行军在人不在器之说（但此说亦有相当理由）。
在李鸿章指导之下，不久淮军已较湘军为更强，缘故不外淮军军器西洋化的程度超过了湘军。
李鸿章在上海的第二个大发现是，西洋利器是中国所能购置，而且所能学制的。
李鸿章以前，中国大官总认洋人为狼子野心，切不可与亲近。
他在上海一变旧态，结果，他知道了外国人也讲信义，也有文明，相交得法，也能为中国出力。
所以，除军事上竭力联络戈登外，他又用了马格里替他在苏州创设枪炮厂。
于此我们可以知道李鸿章因平太平天国而到上海所得之功名与教育和他终身事业关系的重大。
没有那种功绩，他在政界就难得他以后所占的地位。
没有得到那种教育，就是有了他以后的地位，他也不能做大事业。
英法联军入北京与李氏的终身事业也有大关系。
咸丰十年（1860）以前，北京较各省更加顽固。
我们单就恭亲王奕?一人讲。
咸丰八年（1858），桂良同花沙纳在天津与英、法、美、俄四国交涉的时候，恭亲王大反对长江开通商口岸，以为外国人进长江去做买卖就会霸占长江流域的土地。
同时他提议捕杀英国翻译官李泰国以了事。
（参看《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六。
）到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恭亲王出面而主持交涉。
咸丰八年（1858）至咸丰十年的经验也给了他和文祥二个教训：一、中国军器远不及西洋军器；二、洋人愿意卖和教他们的利器与华人。
从此以后，北京也有要人从梦中醒过来者。
京外大吏如曾、左、李有所建议，京内的恭亲王和文祥从旁赞助，同时恭亲王和文祥倘有新政而遭阻挠，则京外的要人如曾、左、李可以拥护。
此数人的合作产生了同治、光绪年代的自强运动。
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前段，而在此段史中的主动人物要算李鸿章。
当然，论地位，李尚在恭亲王和曾文正之下；论时望，他也在曾之下；论政治的大布置，他或者也在曾之下。
但论图进之急，建设之多，创造局面之大及主政之久，他在同治、光绪两朝实无人可与其比。
但是倘若没有英法联军，他就难得京内的要人替他说话。
在上海讨太平天国的经验预备了李鸿章来提倡自强，而英法联军为李鸿章预备了相当的时机。
所以我说李鸿章是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产物。
在同治时代，“自强”
是政界的新名词、新潮流，正像以后的“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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