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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母语人士的帮助下，他们所获颇丰：一批近乎遭到彻底遗忘的完善而丰富的文献，内容足足横跨了两千年。
一部分内容是世俗的，一部分是宗教的，见证了过去的黄金时代。
事实证明，当时的印度南部由名为潘地亚、朱罗和哲罗的多个强大王朝所统治。
今天，这些名字在南部印度人看来分外熟悉，就跟亚历山大、恺撒和查理曼之于欧洲人一样。
1856年印度出版了一本泰米尔语语法书。
语言学家兼主教罗伯特·考德威尔（RobertCaldwell）彻彻底底地驳斥了认为泰米尔语是梵文方言的观点。
它，加上三种邻近的大语种（泰卢固语、坎那达语和马拉雅拉姆语），以及数十种不成文的小语种，在事实上构成了日后所谓的“达罗毗荼语系”
。
一下子，原本是印度-雅利安混血丑小鸭的东西，变成了最“纯种”
的达罗毗荼天鹅——当时，不管是欧洲还是印度，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里，语言的纯粹性至高无上。
20世纪30年代，泰米尔语交上了意想不到的好运气。
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河流域时不时地冒出一种未知语言的短铭文，这时候，一些欧洲学者提出，它们代表了一种达罗毗荼语。
如果是真的，这将使达罗毗荼语书面文字获得大约5500年的历史（但中间存在中断）和相当宏伟的起源，比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同样古老而成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覆盖地域更大。
今天，人们仍然认为，印度河铭文中的文字很可能是达罗毗荼语的早期形态。
当然，还有其他语言想要争夺同样的奖杯，这就包括原始印度-雅利安语（Proto-Aryan），它是梵语的母亲、印地语的祖母，故此也是泰米尔语的主要对手。
只要印度河文字没被破解（不找到类似罗塞塔石碑一类的东西，破解的可能性极小），这个问题就难以解决。
各种各样的语言沙文主义者最终可能会感到失望：有学者怀疑，印度河符号有可能根本就不是文字。
很难相信，数百万的泰米尔人，大多数又穷又不识字，竟会对2000公里以外发现的难以辨认的古老符号产生深刻的感情。
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
何以如此呢？为什么这些学术性的东西，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人竟然如此重要？
狂热背后的推手
19世纪初，泰米尔人发现自己沦落到了南亚大陆的边缘地位，再无往日辉煌。
但随后古典作家和古代帝国的考古发现，让他们的历史变得波澜壮阔，成就十足。
受过教育的精英很快为之产生自豪感。
他们进而教育和动员群众，迎来了所谓的泰米尔文化复兴。
它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印度形成了一股势头，不再是浑浑噩噩的单打独斗。
相反，它包含了数不清的倡议、组织和项目，一些是文学上的，一些是宗教上的，还有一些（尤其是在后期）是政治层面的。
对泰米尔文学遗产充满热情的知识分子不仅编撰出版古代文献，创办学院和杂志，用古典语言授课，管理图书馆，还要求泰米尔地区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种教育中都使用泰米尔语。
他们大多追求语言的纯粹性质，试图用本土词汇代替无论新旧的外来语。
尽管很多地方都曾出现为语言寻求认可的运动，泰米尔社群多少有些例外，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语言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语言，至少有5万年的历史——有些人甚至说有数百万年历史。
（这个念头从一开始就令人难以置信，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得到严肃知识分子的支持。
）
古代荣耀：在泰米尔纳德邦发现的婆罗米手稿中的泰米尔语铭文。
它可以追溯到桑加姆时期（Sangam，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
倾向于宗教层面的泰米尔复兴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基于泰米尔经文的印度教改革，回归到他们眼里的是印度主流传统下更理性的一神论。
尽管湿婆派（对湿婆神的特殊崇拜）在整个南亚地区都有着悠久历史，但这一泰米尔支流却将它的起源追溯到了理想化了的古代泰米尔，未经种姓差异、性别不平等和多神论的污染。
他们认为，这些缺陷是后来才出现的，是讲梵语的雅利安人带来的。
新湿婆派的宗教仪式绝不可由婆罗门（祭司阶层）主持，因为婆罗门是雅利安闯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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