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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曹操在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
的感慨时，后面还有一句：“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
骂人家儿子如同猪狗，似乎有些不太厚道，不过话糙理不糙，刘表这两个儿子，智商的确都不在线——刘琦如此，刘琮也不遑多让。
刘琦走后没几天，刘表就寿终正寝、驾鹤西归了。
他就死在曹操即将大兵压境的前夜，可以说死得非常及时，不必去为荆州该战还是该降的问题头痛，也不必再为荆州的文臣武将、士绅百姓负什么责任，可谓两眼一闭，万事皆休。
刘表这一生，虽然胸无大志，偏安一隅，经常被时人和后世史家讥为“坐谈客”
“自守之贼”
“不见事变”
“无君人之体”
“非戡乱之才”
等，但平心而论，正因为他在残酷的诸侯战争中始终保持“坐观时变”
“从容自保”
的中立态度，才能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保得荆州一方平安；正因为他不是曹操、孙权那样的霸王之才，也不是袁绍、袁术、董卓、吕布那样野心勃勃的枭雄，所以辖下七郡一百一十七县的士民才能够在这战火纷飞的乱世之中保全性命，休养生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也是难能可贵的功德一桩吗？
刘表在位期间，不仅肃清了境内的宗族豪强，使“群民悦服”
，而且开立学官，博求儒士，让荆州成了海内俊杰、四方学者的避难之所。
出于“爱民养士”
、保护文化的动机，刘表大力安抚和赈济这些才俊之士，从而让他们安心在此读书治学。
据有关学者研究，当时荆州的学校，在规模和制度上已经远超一般的州郡之学，几乎可以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
这一点，仿佛可以让我们联想起抗战期间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
如此种种，又何尝不是刘表的政绩？
遗憾的是，刘表生错了时代。
在汉末三国这样一个征战杀伐的乱世，不喜欢打仗，却喜欢文化，或许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原罪”
！
在一个以杀人和抢地盘论英雄的时代，像刘表这种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的人，当然怎么看都是毛病。
无怪乎陈寿会把刘表和袁绍放在一块儿，给二人盖棺论定，说他们都是“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
（《三国志·刘表传》）。
若是承平之世，这些毛病无伤大雅；可在大乱之世，这些缺点却足以致命。
这是刘表的无奈，也是一个时代的无奈。
还好，刘表非常及时地撒手而去了，侥幸躲过了这场注定到来的灭顶之灾，起码得了个善终，没有成为曹操的阶下之囚或刀下之鬼。
至于他身后的荆州，乃至身后的这个世界，还要打多少仗、死多少人，还要乱多少个年头，就统统与他无关了。
刘表死后，蔡瑁、张允等人顺理成章地把刘琮扶上了荆州牧的位子。
刘表生前，还有一个“成武侯”
的爵位，刘琮为了安抚大哥，就派人把这个聊胜于无的侯爵印信送了过去。
刘琦一看，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你小子夺了州牧的大位，却拿这么个没用的东西来施舍我，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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