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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不以为然道：“据举报的人说，毛玠不但诽谤我，还替崔琰打抱不平，这就等于把‘君臣恩义’完全弃置一旁，只想替他死去的朋友鸣冤叫屈，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君臣恩义”
四个字，是史书记载的曹操的原话。
由此可见，此时的曹操不仅在心里把自己当成了实质上的皇帝，而且已经公然表现在言行中了，丝毫没有任何顾忌。
和洽闻言，赶紧道：“倘若真如举报者所言，那毛玠的确是罪过深重，为天地所不容。
臣也不敢曲意回护毛玠，破坏君臣伦常。
只不过，毛玠多年来深受您的信任，且为人刚直，公忠体国，是朝臣都敬畏的人，按理说不该有此言论。
当然，人心难测，有没有也不好说，所以更应该深入调查，把检举人与被检举人的实情都弄清楚。
如今，大王圣恩，不忍让有司公开审理毛玠，这固然是不想让他受辱，但反而会令是非曲直变得不分明。”
在和洽这番话中，不论是自称为“臣”
，还是把曹操之恩称为“圣恩”
，都已经公然把曹操视为皇帝了。
换言之，此时曹操与满朝文武的关系，显然已非丞相与百僚的关系，而是“君”
与“臣”
的关系。
除了缺一个登基仪式外，此刻的曹操，与皇帝几乎没有分别了。
对于和洽之言，曹操的回答是：“我之所以不深入调查，正是为了保护毛玠和举报者两方。”
言下之意是，不管毛玠是真的有罪还是举报者诬告，都是他不愿看到的。
这种态度，首先有和稀泥之嫌，难以令人信服；其次，这么做与其说是在保护毛玠，不如说真正目的是在保护那个躲在暗处的告密者，同时也是在鼓励告密行为并保护告密者的积极性。
和洽不接受这种“和稀泥”
的处置办法，仍旧据理力争道：“如果毛玠真有诽谤主公之言，当在闹市上斩首；如果毛玠并无此言，那么就是举报者诬告大臣，蒙蔽大王视听，倘若不加以追究，臣深感不安。”
然而，不管和洽说什么，曹操终究不肯深入调查，也不让毛玠有机会跟那个举报者当面对质。
当然，由于和洽与桓阶的求情，曹操最后也放了毛玠一马，没有治他的罪，而是免去其所有官爵，放他回家了。
不久，毛玠以庶民身份在家中寿终正寝，终究没有像崔琰那样死于非命，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崔琰和毛玠，这两个曾经在选拔人才、整顿吏治方面为朝廷做出巨大贡献的能臣，就这样一死一贬，落得个无比凄凉的下场。
个中原因，并不是他们真的对曹操不忠，而是遭遇了政敌的陷害，纯粹是死于曹操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就跟当年袁绍集团内部的倾轧与恶斗如出一辙。
崔琰和毛玠的政敌们之所以能够接连得手，无非就是利用了曹操的多疑和残暴。
对于任何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论，曹操向来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
因此，对于“告密”
这种行为，他自然会采取欢迎和保护的态度，而不会在意告密者是否别有用心。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随时掌握所有人的动向，从而把一切在他看来足以危及统治的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正月，曹操再度发兵进攻孙权，亲率大军进抵居巢（今安徽巢湖市）。
孙权率吕蒙、甘宁、周泰、孙瑜、蒋钦等将领坚守濡须，与曹军对峙。
这是曹操与孙权的第二次濡须之战。
史书对第一次濡须之战的记载非常详尽，且有不少生动的细节。
可对这次会战，各种史料却都语焉不详；关于战争的具体经过，基本上都付诸阙如。
我们只知道，大概在当年二月，双方交手了几个回合，互有胜负，但战况似乎都不太激烈。
然后，史书就简单粗暴地给出了这场战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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