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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忍，孰不可忍，可身为皇帝的曹丕偏偏又忍了。
接着，曹丕又问：“听说吴太子孙登即将入朝，有这回事吗？”
这话更是问得莫名其妙。
你想让孙登入朝，那就明说，孙权若不从就是心里有鬼；反之，你如果明知孙登不会入朝，那这话问了也白问，反而只会让人觉得虚张声势，徒然弱化一个皇帝本来应有的威严。
面对曹丕这个貌似刁钻犀利、实则虚有其表的问题，沈珩的回答几乎就是公然扯谎了。
他说：“臣在吴国，既没有参与朝会的权利，也没有列席宴会的资格，所以这个消息，臣无从得知。”
这样的回答，站在东吴的立场看，当然是避实就虚的高明应对，说明沈珩的口才十分了得；可站在曹魏的立场看，却是既滑头又敷衍，毫无诚意可言。
换句话说，对沈珩的回答，曹丕是应该感到不爽的。
然而，事实却是，沈珩说完，“文帝善之”
（《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
曹丕居然对沈珩的回答予以了肯定和嘉许。
你曹丕是受虐狂吗？人家摆明了就是在忽悠你，你还嘉许对方，这是脑子进了多少水才会这样？更有甚者，据《吴书》记载，曹丕随后还“引珩自近，谈语终日”
，就是亲切地把沈珩叫到身边，两人促膝长谈，谈了整整一天。
谈些什么呢？《吴书》说：“珩随事响应，无所屈服。”
就是随机应变，且从头到尾都很硬气，丝毫没有示弱。
《吴书》是吴国官方修撰的一部国史，大部已散佚。
关于曹丕之前与赵咨的部分对话，以及之后与沈珩的问答，由裴松之收录于《三国志》的注里，才得以保存，且都被司马光原封不动地写进了《资治通鉴》。
千百年来，后人基本上把这些内容都当成信史来读。
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怀疑，《吴书》中的这些记载，很可能是东吴史官的粉饰和夸诞之辞。
否则的话，东吴使臣怎么可能不顾孙权的战略计划，个个牛皮烘烘，一意逞口舌之快？而曹丕的言行和反应又怎么可能那么弱智且不合常理？
当然，具体的对话和细节可能出于虚构，但大体的事实，想必东吴史官也不敢编造。
也就是说，关于曹丕跟孙权在这场博弈中的表现，我们大致可以认定的事实是：孙权韬光养晦，机变百出，显示出非常高超的政治谋略和博弈智慧；曹丕虽说没有《吴书》中描写的那么不堪，但总体上缺乏战略思维，胸无定见，没有决断力，且贪图财货，满足于东吴的表面臣服，可以说被孙权的虚情假意和银弹攻势给彻底麻痹了，甚至可以说是被孙权玩弄于股掌之中。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二月，刘备在秭归经过半年的休整，集结了足够的兵马，调集了充足的粮秣和物资后，决定亲率大军对东吴发起全面进攻。
部将黄权劝阻道：“吴人悍勇善战，我们的水军顺流东下，进攻容易，撤退就困难了。
臣请求担任前锋，迎击敌寇，请陛下坐镇后军。”
刘备当然也知道，打水仗，蜀军绝非吴军的对手。
一番思忖后，刘备决定全军弃舟登岸，就在陆地上跟吴军一决雌雄。
随后，他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率领江北各军从北岸进兵，自己则亲率主力，沿着长江南岸，翻山越岭，进抵夷道县（今湖北宜都市）的猇亭（今湖北宜昌市猇亭镇），在山上安营扎寨。
刘备一生中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汉末三国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就此打响。
吴军得到战报，众将纷纷请求出战。
主帅陆逊却不同意，说：“刘备举主力东下，锐气正盛，且在高处扎营，据守险要，难以攻克。
即便攻上山头，也很难全歼敌军，稍有失利，我军的损失就大了。
而今之计，便是激励将士，多方思考对策，以观其变。
如果这一带是平原旷野，我军或许会担心遭到敌军突袭，但目前敌军沿着大山扎营，兵势施展不开，自困于树木乱石之间，我军只需耐心等候，待其疲惫之时，便可克敌制胜。”
众将很不理解，以为陆逊畏敌怯战，个个心中愤恨不已。
刘备统治荆南数年，在武陵郡的蛮夷部落中颇有群众基础，这回要跟东吴决战，地方上的武装力量自然要设法调动起来。
所以，刚一进驻猇亭，他便命侍中马良秘密前往武陵郡，找到五溪蛮夷部落的酋长，馈赠了大量金银绸缎，并许以官爵，要求他们起兵响应。
以沙摩柯为首的蛮夷酋长们欣然应允，旋即率部加入了刘备的阵营。
当时，刘备采取的是步步为营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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