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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项，其他战略目标基本都已达成。
而诸葛亮所说的“诸戎”
，指的就是陇右一带的羌人和胡人。
由此可见，西出祁山，扫平陇右，其实是蜀汉集团早就确定的战略方向，也是势在必行的重大战略步骤，绝非诸葛亮的权宜之计或一时兴起的产物，更不能用“谨慎有余，胆略不足”
来概括和评价。
总之，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正是因为蜀汉的国力弱于曹魏，才应该以“蚕食”
之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陇西为北伐基地，由西向东渐次推进，而不能贸然出兵长安，企图一口吞掉关中。
综观上述两种观点，可谓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
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我们不能因为魏延之策没有被采纳，就认为一旦实行定有奇效，就只盯着“子午奇谋”
的各种亮点而无视诸多不利因素。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忠义形象而“为尊者讳”
，一意替他的北伐战略辩护，而不去分析其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或者对诸葛亮本身的局限性视而不见。
历史上，诸葛亮的北伐的确是失败了，我们固然可以探讨其失败的原因，也不妨追究他的决策失误和个人缺点，但不能据此认定，魏延的战略就一定能成功。
同理，虽然历史上从未有人能通过子午道袭取长安，但我们也不能据此认定，魏延就一定不能。
结论好下，可出于假设的结论意义不大。
对于历史上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这个蜀汉北伐的战略问题，固然可以争论、辨析，也可以拥有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但所有的争论和辨析，只是为了尽量廓清历史迷雾、厘清逻辑谬误，同时尽可能地从更为宽广的维度去接近历史真相。
倘若立场和观点先行，那么所有人都可以从史料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可这么做非但不一定能证明自己的正确，反而有可能窄化我们解读历史的视野。
因此，在关于蜀汉北伐战略这一千古争讼的问题上，我并不打算选边站队、拥护哪一方的观点。
说到底，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是容易的，可有什么意义呢？
解读历史，重要的不是找到确定的结论，而是学会辨析和思考；有意义的，也不是拥有某种立场和观点，而是在容纳各种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同时，获得一种全局性的视野，以及一种更透彻、更清明的理性。
诸葛亮确定了“西出祁山”
的战略计划后，故意放出假情报，扬言蜀军要从斜谷道进军，进攻郿县，然后命赵云和邓芝进据箕谷（今陕西太白县），布下疑兵，吸引魏军主力。
曹叡得到情报，立刻任命曹真为“关中战区司令”
（都督关右诸军），相当于撤换了花花太岁夏侯楙，然后命曹真率大军进驻郿县，严防死守。
见疑兵之计奏效，诸葛亮旋即亲率主力，西出祁山，进攻陇右，正式拉开了北伐曹魏的大幕。
自从刘备兵败夷陵后，蜀汉一直寂寂无闻，此刻突然倾巢而出，大出所有人的意料，魏国朝野无不震恐。
而几年来养精蓄锐的蜀军一上战场，也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精神面貌，军容齐整，号令严明，令陇右一带的曹魏官民颇为胆寒。
于是，短短一个月内，魏国管辖下的天水郡、南安郡（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安定郡便望风而降，相继归附了蜀汉。
三郡叛降的消息犹如一场飓风，自西向东席卷而去——传到关中，“关中响震”
；传到洛阳，魏国大臣们也全都蒙了，“未知计所出”
（《资治通鉴·魏纪三》）。
危急时刻，反倒是年轻的魏国天子曹叡显得颇为镇定，说：“诸葛亮一向躲在巴蜀的群山后面固守，如今却自己送上门来，要按兵法来看，诸葛亮必败无疑。”
不管曹叡是故作镇定还是真的有把握，总之在这个时候，皇帝自己是绝不能慌乱的，而曹叡的表现也没有让人失望。
他立刻集结了五万精锐步骑，命大将张郃率领，即刻奔赴陇西，抵御蜀军。
紧接着，为了安定人心、鼓舞士气，他又御驾亲征，赶到了长安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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