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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线战场，魏荆州刺史胡质从宛城出兵，轻装急进，驰援樊城。
当时城池已被吴军朱然部围困，属下建议胡质说：“敌军兵力不少，我们恐怕不宜太接近城池。”
胡质却道：“樊城城墙低矮，守兵又少，必须火速赴援，否则就危险了。”
随后，胡质率部进抵樊城，与吴军在城下对峙。
守军原本惶惶不安，见援兵抵达，这才安下心来。
然后，这场围城仗一直打了一个多月，朱然攻不下城池，胡质也赶不走他，双方陷入了相持状态。
而负责策应的诸葛瑾进抵柤中后，也没能打下来，只是在城外袭扰抄掠。
此时，司马懿虽然已被剥夺实权，但毕竟还是朝廷的太傅和辅政大臣，身负社稷安定之责，且若想保持对朝政的影响力，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新的战功。
因此，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在洛阳安坐不动。
司马懿旋即主动请缨，上奏曹芳：“柤中的汉人和夷人共有十万之多，被隔在汉水之南，流离无主。
而樊城被围已一个多月，局势危险，臣愿出兵征讨。”
然而，司马懿的奏疏呈上后，迎来的却是一片反对之声。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议者咸言，贼远来围樊，不可卒拔。
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
就是说，朝廷的主要决策者们都认为，敌人远道而来，围困樊城，难以在短时间内攻下。
而且，他们在坚城之下受挫，已经显露出不攻自溃之势。
所以，朝廷应该考虑的是用什么样的长远策略御敌，而不必在此时劳师远征。
史书没有明说反对司马懿出征的这些“议者”
都是谁，但大概率就是何晏、丁谧那帮人。
他们很清楚，司马懿一出手，很可能会再立新功，这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司马懿据理力争，再次上奏，说：“边城受敌而安坐庙堂，疆场**，众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
（《晋书·宣帝纪》）
“安坐庙堂”
这四个字，用得十分巧妙。
明面上，司马懿是在说自己责无旁贷，不能坐在洛阳不动；暗地里，却是在嘲讽何晏、丁谧等人尸位素餐，只会在庙堂上争权夺利，却无视社稷安危。
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不仅占据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制高点，而且暗中给反对者扣下了一顶大帽子。
何晏、丁谧等人不便再反对，只好闭嘴。
同年六月，司马懿率军南征，迅速进抵樊城。
时值盛夏，南方炎热潮湿，不利魏军久战，所以司马懿一到，便命轻骑到吴营前挑战。
此时吴军已在樊城外坚持了两个多月，士气低落，而对手则是刚刚投入战场的生力军，朱然自然不敢迎战，只能闭营固守。
司马懿算准了这一点，开始对吴军大打心理战，一边遴选精锐，组织敢死队，一边大张旗鼓，天天操练，摆出一副要大举进攻的架势。
这一招果然奏效。
朱然知道自己再待下去也捞不着便宜，且很可能被司马懿一口吃掉，旋即在某日深夜悄悄拔营，撤出了战场。
司马懿等的就是这一刻，遂命全军追击，在三州口（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东）追上了吴军，轻而易举地打了一场胜仗。
据《晋书》记载，司马懿这一仗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不仅“斩获万余人”
，且缴获了吴军的大量“舟船军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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