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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丹阳太守的聂友跟诸葛恪一向关系很铁，便站在朋友的角度写信劝他，说东兴之战在一天内便取得“非常之功”
，这固然是你领导有方且将士用命，但也有赖于“宗庙神灵社稷之福”
，即暗示他这个胜利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最好是养精蓄锐，静观时变，不宜大举出兵。
诸葛恪见信后，颇为不悦，就在自己那篇宏文后面附了一句话，然后将文章送给了聂友。
他附的那句话是：“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
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
（《三国志·诸葛恪传》）
足下虽然懂得一般的道理，但不懂国之大事。
好好研读一下我这篇文章，你就可以开悟了。
权臣就是权臣，一句话，就把老朋友的脸面撕了。
其居高临下、骄矜自负之状，可谓溢于言表。
百官不敢劝，朋友劝不动，最后还有资格和勇气出面的，就只有同为顾命大臣的滕胤了。
他对诸葛恪说：“阁下所受的是伊尹、霍光那样的重托，入则安邦定国，出则摧毁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吴国万千百姓，都希望蒙受阁下恩泽，得以休养生息。
如今，百姓和将士刚刚经历差役和征战，又要大举出征，可民众疲敝，财力衰竭，且敌人已有防备，若出兵后攻城不克，野外劫掠又不获，那就葬送了前面的功劳，招来无穷的后患啊！
不如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况且，战争是大事，必须依靠团队共同完成，假如众人内心不悦，只靠阁下一个人如何办到？”
诸葛恪闻言，用一种十分失望的语气道：“所有人都说不能出征，那是因为他们不懂我的谋略，怀有苟且偷安之心。
没想到，连你都这么认为，那我还能指望谁？现在魏国的形势明摆着：曹芳暗弱，而政在私门，他们的臣民，早已离心离德。
如今，我依靠国家的力量，凭借胜仗的余威，则何往而不克呢？！”
这一年三月，即东兴之战得胜还朝后仅仅一个月，诸葛恪就发起了一场东吴历史，乃至三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北伐——整整集结了二十万大军，决定与曹魏一决雌雄！
二十万人，对吴国是什么概念？
据《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记载，若干年后，当西晋大将王濬攻灭吴国，“收其图籍”
时发现，吴国编制在册的总人口是二百三十万人（与《通典》所载赤乌五年统计数字同），总兵力是二十三万人。
也就是说，整个吴国中后期，其人口总量大致没什么变化，那么可以推知，眼下吴国的总兵力，大致也就是人口的十分之一（魏、蜀、吴三国人口与兵力比基本都是十比一左右），即二十三万左右。
从二十三万兵力中抽出二十万人，这几乎就是倾巢而出、孤注一掷了，足见此时的诸葛恪有多么自信满满、志在必得。
诸葛恪任命滕胤为都下督（首都卫戍司令），统御后方留守部队，然后于四月率二十万大军出征，进攻魏国的淮南郡（治今安徽寿县）。
由于出动的兵力太多，吴军的后勤人员明显不够用，便在淮南四处抓壮丁，驱赶掳掠魏国百姓。
但抓了几天，效果却不理想。
诸将便建议诸葛恪说：“我军深入敌境，附近的百姓必然逃跑一空，恐怕后勤都要由我们部队自己负担，这样战斗力就削弱了，不如就围攻合肥新城一处。
敌人一旦被围，援兵必至，我军就能伺机与之决战。”
诸葛恪觉得有道理，旋即放弃淮南，挥师南下，将合肥新城团团包围……
就在东吴大举伐魏的同时，蜀汉的姜维也在西线对曹魏发起了进攻。
不同于此前每次出兵都“不过万人”
，这回姜维足足带了“数万人”
，从石营（今甘肃西河县）出击，包围了魏国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县）。
姜维此次兵力大增，并非上司费祎突然回心转意，而是费祎突然遇刺身亡了。
刺杀费祎的人，名叫郭循，是一个魏国降将。
他是姜维几年前攻打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市）时收降的。
此人在魏国只是一名中郎将，可降蜀后，蜀汉朝廷却待之甚厚，一来便任命他为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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