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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谯周劝诫姜维，当务之急，就是要安养百姓、体恤部众，然后审时度势，谋定后动。
若是继续穷兵黩武，蜀汉迟早“土崩”
，恐将遭遇“不幸”
。
事实上，谯周讲的这些大道理，姜维又何尝不懂呢？只是道理好讲，事情难做。
正如我们在前文一再强调的那样，蜀汉的根本问题，其实不在于选择何种国策，而是压根儿就没的选。
选择主动北伐的人，你可以骂他穷兵黩武；但选择守土安民的人，对方不是一样可以骂你苟且偷安吗？
归根结底，蜀汉的真正困境，就是国力太弱，尤其相对于魏国而言——以军队人数为例，蜀汉从刘备立国到被魏国攻灭，其总兵力基本只维持在十万左右；而魏国的总兵力应该不下于四十万，所以人家司马昭一次平叛就可以拉出二十六万大军。
在强弱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不论积极进攻还是消极防守，结果其实是一样的，都难逃灭国的命运。
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死——是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的悲壮姿态昂然赴死，还是以畏畏缩缩偏安一隅的可悲模样漠然等死。
如果说诸葛亮北伐主要受限于国力和自身的军事能力，那么姜维在此之外，则又多出了一重限制因素——权力有限，因此所能调动的资源也比诸葛亮少得多。
前期费祎执政，有意压制姜维，所给兵力往往不超过万人。
可是，即使在费祎死后，姜维成了大将军，他每次出征通常也只有“数万”
兵力，无法像当年的诸葛亮一样最多时可以拉出十万之众。
究其原因，一是姜维常年统兵在外，远离中枢，对朝政的影响力自然就弱了；二是姜维虽然位居大将军，但时任尚书令的陈祗却是刘禅宠臣，所以实际上掌控了朝廷大权——官位虽在姜维之下，实权却在姜维之上。
这样的权力格局，自然会对姜维形成不小的掣肘。
蜀汉景耀二年（公元259年）八月，陈祗病卒，刘禅任命董厥为尚书令、诸葛瞻为仆射；没过多久，董厥升任辅国大将军，诸葛瞻升任卫将军，二人“共平尚书事”
，即共执朝政。
按说到了这个阶段，姜维就应该没有掣肘了，然而实情并非如此。
因为宠臣陈祗虽死，刘禅身边却还有一个更大的佞臣，那就是宦官黄皓。
史称：“时中常侍黄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矫正，士大夫多附之。”
（《资治通鉴·魏纪九》）
就是说，陈祗死后，黄皓就成了新的当权者，而董厥和诸葛瞻只是名义上共执朝政，实则对专权的黄皓无可奈何，导致大多数朝臣都投靠了黄皓。
在此情况下，不仅姜维逐渐被边缘化，北伐事业难以为继，就连蜀汉的内政也渐露废弛之势。
对于这样日益糜烂的局面，蜀汉朝野上下似乎都习以为常，毫无忧患意识，但在旁观者眼中，却足以触目惊心。
比如在吴国人看来，便是如此。
景耀四年（公元261年）十月，吴主孙休派遣使臣薛珝对蜀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薛珝回朝后，孙休问他蜀汉朝政的情况。
薛珝用不无感伤的口吻给孙休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
“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
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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