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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东吴必然畏威怀德，望风而从！”
平心而论，邓艾的上述计划是颇为可行的。
他固然立功心切，但仅就该计划而言，主要还是出于为朝廷分忧的公心。
换言之，其对魏国和司马昭的拳拳忠心是毋庸置疑，也不能抹杀的。
然而，计划没错，错的是提计划的人。
假如该计划是由魏国任意一位朝臣提出来的，估计都会得到司马昭的赞许，可提计划的人偏偏是邓艾，这就很容易令司马昭满腹狐疑、浮想联翩了。
你邓艾刚刚立下灭蜀的不世之功，又大包大揽地想把东吴也一并灭掉，胃口是不是太大了？假如连吴国也被你灭了，那你岂不是成了一统天下的盖世英雄，将把司马昭置于何地？退一步说，就算司马昭有这个肚量，容得下你这个大功臣，可你之前没跟朝廷打半点招呼就大肆任命官员是几个意思？你还有没有把领导和组织纪律放在眼里？现在又提议留下四万兵马，并打算掌握盐铁收入，那是不是意味着益州的军政和财政大权都被你一手掌控了？万一你不去打东吴，而是打算封疆裂土，自个儿在益州当土皇帝怎么办？
还有，该封给刘禅（包括日后的孙休）什么爵位，给予何种待遇，是司马昭独有的权限，什么时候轮到你邓艾指手画脚、越俎代庖了？更不用说你还有一个顶头上司钟会呢，把人家彻底晾在一边合适吗？你如此越级上报，相当于架空了钟会，这不是在制造矛盾，给大领导司马昭出难题吗？
总之，邓艾的这个计划一提，只能招致司马昭的反感，并加深他的猜忌和警惕。
所以，司马昭都懒得给邓艾回复，只命监军卫瓘转达了八个字的口信，说：“事当须报，不宜辄行。”
（《三国志·邓艾传》）
意思就是：做任何事，都应该事先奏报，不应擅自做主，想做就做。
这口气，分明就是在批评和敲打了。
稍有点政治敏锐性的人，此时就该乖乖闭嘴，然后赶紧想办法补救了。
可早已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邓艾，却丧失了混迹官场最起码的敏感性和警惕性，反而觉得自己有大功于天下，那就无须事事奏报，理应拥有“便宜行事”
之权。
于是，邓艾不顾司马昭的反应，再度上疏，自我辩解道：
“我奉命出征，都是遵照指示行事。
如今元凶首恶已经俯首称臣，至于‘承制’任命官职，是为了安定刚刚归附的人心，我认为是合乎权宜的措施。
如今蜀国举众归命，使我朝的疆域扩至南海，东接吴会，那就应早日将东吴平定。
倘若等待诏命，道路往返，势将拖延时日。
《春秋》大义认为：‘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
’如今吴国尚未臣服，疆域却与巴蜀相连，不应拘泥常规，从而丧失时机。
《孙子兵法》也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我虽然没有古人那样的节操，但绝不会为了避嫌而损害国家大计！”
邓艾的这道奏疏，若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毛病，甚至还应该为他的勇于任事、不计个人得失点个大大的赞。
可问题在于，世上哪有什么单纯的事？军事和政治又如何能截然分开？身为魏国实际执政者的司马昭，对几年前的诸葛诞叛乱仍记忆犹新，又怎么可能单纯从军事角度看待邓艾的这番言论？
若换个角度，从政治上看，这道奏疏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八个字——居功自傲，目无领导。
至少在司马昭看来是这样。
你邓艾大掉书袋，左一句《春秋》大义，右一句《孙子兵法》，说白了不就是师心自用、独断专行、不愿听从朝廷号令吗？才打下一个蜀国就把尾巴翘上天了，再让你打下吴国，那得嘚瑟成什么样子？你会不会索性就割据自立，跟朝廷分庭抗礼了？
所以，司马昭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邓艾大有成为诸葛诞第二的潜质。
既如此，那他当然就要设法把这场潜在的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了。
而此时此刻，打算收拾邓艾的绝不止司马昭一个。
那个先是被邓艾抢走大功，继而又被他架空的顶头上司钟会，无疑比任何人都更想弄死邓艾。
至此，邓艾已经在劫难逃，只剩死路一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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