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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陷伪臣僚在乱中的作为详加甄别外，唐廷同时大力表彰守节不挠的官员。
除李彭年、李收父子外，如原安禄山掌书记甄济在胁迫之下，仍坚拒伪官，收复东都后，“表送上都。
肃宗馆于三司，使臣于贼者瞻望以愧其心”
，授秘书郎。
[148]国子司业苏源明也因称病不受伪职，被擢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
[149]即使一度被迫仕伪者，如韦斌因被俘伪授黄门侍郎，后忧愤而卒，因奖其大节无亏，亦获赠秘书监。
[150]
这种将“贰臣”
“元从”
区别对待的措施，体现出唐廷在战乱之后，强调以“忠义”
为标准来检覆群臣在动乱中的政治表现，进而整顿官僚队伍，重塑帝国正统的努力。
这在肃宗至德二载十二月庚午制中表述得很清楚：
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为国之体，叛而必诛。
况乎委质贼廷，宴安逆命，耽受宠禄，淹延岁时，不顾恩义，助其效用，此其可宥，法将何施？达奚珣等或受任台辅，位极人臣；或累叶宠荣，姻联戚里；或历践台阁，或职通中外。
夫以犬马微贱之畜，犹知恋主；龟蛇蠢动之类，皆能报恩。
岂曰人臣，曾无感激？自逆胡作乱，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怨愤，杀身殉国者，不可胜数。
此等黔首，犹不背国恩。
受任于枭獍之间，咨谋于豺虺之辈，静言此情，何可放宥。
[151]
此制强调君臣间的“恩报关系”
及人臣所需承负的道德义务，孰料这一举措当时在现实与意识形态层面都招致了强烈的反弹。
从现实层面考虑，陷伪官员数量庞大，时人云：“属逆贼安禄山屠陷洛阳，窃据宫阙。
天降鞠凶，人罔不从，东周之人，谁非王臣。”
[152]若要做大范围的清查甄别，施以处分，不但工作量巨大，更会导致人人自危的局面，进而摇动人心，所谓“今悉诛之，是驱之使从贼也”
[153]。
主张从宽处分陷伪旧臣的官员，大体皆以此执论，其中以李岘所言最具代表性：
夫事有首从，情有轻重，若一概处死，恐非陛下含弘之义，又失国家惟新之典。
且羯胡乱常，无不凌据，二京全陷，万乘南巡，各顾其生，衣冠**覆。
或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皆置极法，恐乖仁恕之旨。
昔者明王用刑，歼厥渠魁，胁从罔理。
况河北残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党，谁人更图效顺？困兽犹斗，况数万人乎。
[154]
这些物议最终促成肃宗在乾元元年六月下诏，“敕两京陷贼官，三司推究未毕者皆释之；贬、降者续处分”
[155]，停止了进一步的清算行动。
事情进一步的转折出现在乾元元年十月九节度会攻相州之役时，先前与王伷一起为安禄山巡抚河北的萧华时任伪魏州刺史，他先与唐廷暗通消息，意图反正，事觉被囚，所幸崔光远不久之后便攻下魏州，救出萧华。
萧华短暂留任魏州刺史后入朝[156]，功罪相抵，降授试秘书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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