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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伪号行用与正朔认同关系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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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往研究中，除了借助卷入叛乱重要人物的墓志考订史实之外，对行用安史年号墓志的文本进行分析，发掘行文中的微言隐曲，也是学者关注的方向。
柯昌泗早已论及此点：“祥符常茂徕旧藏段公夫人常氏志文，冠以大燕，不著年号，但书月日卒葬而已。
石出北京，时正为安氏所据，不得不书为燕，而不肯用其正朔也。”
[5]冻国栋在排比了当时已知所有碑志后，以陈牟少及妻李氏墓志、长孙君妻杜氏阴堂文、刘君妻邓氏墓志等为例，指出行用安史年号的墓志行文中仍保留了如“皇朝”
“皇”
，志题中不署“燕”
或“大燕”
，显示出当时人虽处于安史治下，仍不忘于唐的矛盾心态。
[6]这一从细绎墓志文本的“隐微书写”
角度切入，探究安史乱中吏民心态的研究进路，颇具启发性，但随着所见资料的增广及对文本的进一步细读，这一结论恐怕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
先行研究所抉出的问题实际有二，志盖、志题中对燕国号的书写，志文中对安史年号的行用，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不书国号或年号的墓志，或具深意。
以下首先重新检视之前学者分析过的几个案例，辨析其结论的可靠性。
柯昌泗所举段喜妻常氏墓志，志题作“大燕赠右赞善大夫段公夫人河内郡君常氏墓志铭并序”
，志文中虽未提及安史年号，但明确指出段喜之子在安史叛军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厥有令胤，扬名立身，茂功高于一时，圣恩沾于百辟，父以子贵，自古有之。”
因此，虽然段喜早在开元十九年（731）便谢世，生前亦未有仕宦经历，但在燕政权建立后，仍被追赠为右赞善大夫。
可知段喜一家不但未尝心怀唐室，事实上与安史政权关系紧密，志文保留开元年号，未书圣武年号，只是墓志书写的习惯，并无深意。
在冻国栋所举的各种表述中，志题中是否书“燕”
或“大燕”
，实有一定规律可循，若志主卒于天宝末及之前，仅在安史治下安葬、合祔或迁葬，志题常不署燕国号，仍以“唐”
起首。
除了冻国栋指出的陈牟少及妻李氏墓志题“唐故左威卫左中候内闲厩长上上骑都尉陈府君墓志”
外，新见之例甚多，如王宾及妻阮氏墓志题“故唐陪戎副将太原王府君夫人陈留阮氏墓志铭并序”
、唐恕墓志题“唐故许州扶沟县丞唐府君墓志铭”
、张义琛及妻孙氏墓志题“唐故楚州司马吴郡张公墓志铭并序”
、李琎墓志题“唐故余姚郡司户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皆属于这种情况。
若放宽视野，检核卒于隋、葬于唐或卒于唐、葬于五代的墓志，便不难注意到志题署“唐”
不过是遵循墓志书写的格套，而非另存微言大义。
如武德八年（625）葬的宇文述墓志题“隋故司徒公尚书令恭公宇文公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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