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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乱中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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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年号的书写具有实录性，我们也可以借助行用唐、燕年号墓志的分布、数量等窥见双方控制范围的消长，不过由于目前所发现的墓志绝大部分皆出自两京，这一观察提供信息的价值受到了相当的局限。
也正因如此，在安禄山相继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五载六月攻陷两京后，尽管肃宗很快就在灵武称帝并改元，但迄今为止发现行用至德年号的墓志仅4方，远少于使用圣武者。
其中至德元载十二月葬于平遥的轻车校尉阎神，先世皆无仕宦经历，志文云：“往以羯胡作鲠，有乱天常，公乃应募临边，长缨出塞，斩其枭帅，直奉阙庭，旋蒙授上轻车都尉。”
[62]大约是安史之乱起后应募从军的地方人士[63]，志文行用至德年号，可知肃宗正统的地位至是年末已被广泛认可。
随着唐军攻势的渐次展开，至德年号开始出现在两京出土的墓志中。
至德二载九月癸卯收复长安后，十月在郊外举办了一场风光的葬礼，安葬的是左领军卫大将军弥姐亮。
弥姐一作“弥且”
，系羌中大姓，散见于十六国北朝史籍中，《周书》曾提及夏州首望弥姐元进。
[64]耀州地区曾出土隋开皇中弥姐显明造像碑与弥姐后德造像碑[65]，知为地方大姓。
弥姐亮曾任华阴郡潼津镇将，长安失守后，“日者国步艰难，诏征翘勇，以公之武足畏也，特拜大将军”
[66]，至德二载寝疾中部，死于王事。
[67]因此在长安光复后，立刻为他举行了正式的葬礼，以酬勋劳。
唐军继续乘胜前进，十月庚申，安庆绪出奔相州，壬戌，广平王的大军收复洛阳。
[68]庚申、壬戌分别是十月十六日、十八日，但直至十七日下葬的长孙君妻杜氏墓志仍使用了圣武年号。
[69]但至次月便可看到唐的年号重新出现在东都，十一月十日有一场葬礼仓促举行，死者明希晋出身世家，祖父明崇俨因擅术数而得幸于唐高宗[70]，志文未明言其死因，“当退寇驰城，织途矢刃，获全伊幸，属害何惊”
，推测大约死于唐军收复洛阳的战乱中，于是等到局面稍稍稳定后，“权殡于洛阳清风乡曜店里北邙之原”
[71]。
同样死于战乱的还有王元妻元氏，元氏去世时已九十五岁高龄，“何期魄散于胡兵，金躯陨于邻室”
，至德二载九月廿八日死于乱中，三载正月下葬。
[72]上文提及隐居不出的苏颛也在此之前死于兵匪之手，“会群盗剥其舆，焚其庐，恐凶而病，臲卼而卒”
，皆透露出战乱波及一般士民的景象。
安庆绪奔走至相州后，众叛亲离，特别是随着史思明的降唐，处于两面夹击之下的安庆绪所能控制的仅是相州周边。
因此提及天成年号的四方墓志皆发现在相州地区，王光庭及妻刘氏葬于相州，程思泰及妻胡氏葬于相州下辖的邺县，杨春及妻□氏张氏则葬于相州治下滏阳县，辛庭迁窆于故邺城西南廿里故县村[73]，恰好反映出安庆绪版图日蹙的窘境。
几乎与此同时，在史思明归唐后，范阳立刻进行了一场更易年号的运动，目前存世的悯忠寺宝塔颂，原碑“大唐”
“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
“至德”
等字石面明显凹陷，系磨去原石文字后改刻[74]，所记立碑时间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五日是史思明归唐的时间[75]，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无疑出自后来追记[76]。
考虑到悯忠寺在范阳城市空间中的重要地位，此碑的改刻重塑了当地的政治景观，成为史思明归顺的象征。
[77]房山石经保留的题记中也透露出了同样的变化，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仿玄宗之故伎，用年号冠名官寺，将唐代的官方道观开元观更名为圣武观[78]，以示维新。
而至次月，幽州便出现行用圣武年号的题记，“弟子宣德郎行范阳府范阳县主簿独孤擢妻唐外甥女张十娘子圣武元年二月八日上经一条”
。
同样史思明短暂归唐期间，乾元年号也出现在题记中，参与造经者不但有一般僧俗，也包括了幽州的军将，如“幽州节度都巡游奕烽铺使汝州梁川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赏绯鱼袋上护军南阳张鼎造经一条乾元元年四月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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