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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考异》引《张中丞传》，第6989页。
[21]如困居长安的杜甫《哀王孙》云，“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
（《杜甫集校注》，第207～208页），知杜甫在贼中仍能获得唐廷方面的消息。
由于诗中有“已经百日窜荆棘”
一句，历代注家多将此事系于至德元载九月，谢思炜认为当作于回纥援兵消息至后。
[22]与司马垂兄弟墓志情况类似的是杨涛墓志。
从志文来看，曾任安东大都护府户曹参军兼平卢军司马的杨涛当系唐之纯臣，墓志对杨涛的卒年语焉不详，推测其可能参与了平卢军反对安禄山的起兵而被杀。
志盖题“杨公墓志”
，志题署“太子家令杨公铭并叙”
，皆未署国号，不知是否有深意存焉，但志文仍使用了安史年号。
[23]这两方墓志拓片刊贾振林编著：《文化安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424～425页。
[24]这两方之外，葬于大历元年十二月的辛庭，墓志中也提及了“天成”
年号，只不过在“天成”
前加一伪字，参见《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02，第1762页。
[25]《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37页。
[26]《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241页。
[27]这种案例在唐代墓志中并不仅见于安史时，如石暎墓志，《唐文拾遗》卷四七，《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11页。
由于志盖篆大汉，用干支纪年，之前学者多误以为是北汉墓志，柯昌泗指出系兴元二年朱泚之乱时葬于长安的墓志，故用干支纪年以寄意。
参见《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一，第38页。
[28]《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390～391页。
按苏颛未出仕，所谓百石君，盖指寓居汝南，“夏课丝千两，冬入粟百石以自奉……汝封人共号百石君”
。
[29]另外两个可注意的例子是赵留四墓志及袁恒墓志。
赵留四天宝十四载六月卒于邺，至次年二月安葬时，安禄山已称帝建元，志题作“大唐故处士赵府君墓志铭并序”
，并云“即以度载二月乙酉朔十二日景申迁厝”
，避免使用圣武年号（《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114，第665页）。
袁恒为名臣袁仁敬之子，天宝十四载夏卒于晋陵，次年四月迁葬洛阳，用“翌岁”
回避了年号问题，志盖篆“故袁公墓志铭”
，志题作“故晋陵郡晋陵县令袁府君墓志铭”
，未书国号（拓本刊《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第829页）。
[30]除了上文论及的宋微墓志，类似例子尚有封安立墓志。
[31]新近综合性的讨论可参见凃宗呈：《洛阳万安山南原的姚崇家族墓地——以墓志和神道碑为中心》，见《中国中古史研究》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6～140页。
可惜除姚懿墓系考古发掘，其余皆盗掘出土，损失了大量宝贵的信息。
[32]姚勖墓志，《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606～607页。
[33]相关考释参见张明：《唐〈姚辟墓志〉考释》，《唐史论丛》第2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263～268页。
[34]姚伾墓志记“以圣武二年□月廿日，陪葬于先茔之西北三百步，礼也”
，月份恰好漶漫，而姚辟葬于是年四月廿日，日期与姚伾同，推断所缺者盖“四”
字。
[35]姚辟墓志志盖题“姚府君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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