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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政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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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城市中心位置的德政碑，无疑是民众注目的焦点，特别是在两京以外的城市中，没有了壮阔雄伟的宫殿庙堂、巨大规整的城坊布局，在一个被简化与缩小的空间尺度中，德政碑所占据的位置更为耀眼。
我们暂且将目光移出两京这样的礼仪之都，设想在前现代的物质条件下，一个长期身处帝国边缘的庶民，如何来感知到国家权力的存在。
改易正朔、大赦改元、颁历授时、避讳更名、诞节国忌这些国家典制上的变化，无疑会通过诏命的传达及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123]，使人们感受到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在。
而分布于帝国各地，可以被民众阅读、观看到的德政碑[124]，则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展现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关注与引导。
德政碑不仅是帝国体制下理想政治秩序的象征物，同样也成为普通民众感知国家权威存在的重要渠道之一。
为去任地方官员立碑颂德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125]，除此之外，汉晋时期祈报神祇的祠庙碑刻，往往会称颂地方官德行，多少也涵括了德政碑的功能。
[126]但到了唐代，这一最初或渊源于地方社会，带有民间自发性质的立碑纪念活动，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中最关键的是立碑的性质从“私”
到“公”
的转变，汉代颂德去思之碑，往往由地方耆老故旧自发聚集所立，其间并无国家权力的身影。
尽管唐代德政碑请立的过程中仍保留了民众上请这一要件，但必须经过有司覆按政绩，得到批准之后，方许立碑。
而且重要官员的德政碑往往由朝廷差官撰文，整个颁授程序已被纳入国家的行政体制之中，成为考课、奖励地方官员治绩的一种手段[127]，具有鲜明的官方性质，因此德政碑成为国家权力渗入地方社会的象征物。
从唐代德政碑颁授的实况来看，背后反映的往往是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权力关系。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唐代德政碑的颁授可能更多地沿袭北朝以来的传统，将这些惯例制度化的同时，强化了中央对于地方官员立碑颂德行为的控制。
丁亥，以牧守妄立碑颂，辄兴寺塔；第宅丰侈，店肆商贩。
诏中尉端衡，肃厉威风，以见事纠劾。
[128]
正光三年（522）的这一诏令，透露出官员妄立碑颂在北魏后期已成为地方吏治中常见的弊病之一，这一风气的形成或许与十六国以降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松弛有关。
积弊由来已久，自非一日可以**涤，因此在编修《唐律疏议》时，已对如何限制、惩处官员妄立德政碑做出了详密的规定：
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
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
有赃重者，坐赃论。
受遣者，各减一等。
虽有政迹，而自遣者，亦同。
【疏】议曰：“在官长吏”
，谓内外百司长官以下，临统所部者。
未能导德齐礼，移风易俗，实无政迹，妄述己功，崇饰虚辞，讽谕所部，辄立碑颂者，徒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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