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爱看小说】地址：https://www.antiquessd.com
但不久太宗便对魏征心生嫌隙，遂停婚仆碑，魏家恩宠转衰。
后太宗远征辽东无功而返，念及魏征旧日谏诤之劳，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
[211]魏征神道碑的立与仆，与吴少诚德政碑的磨灭与重刻一样，都无声地向观看者传递着政治变化的讯号。
在古人的生活世界中，石碑作为一种重要而常见的景观，象征着秩序与权力，是一般民众观察政治变化的重要窗口，这构成了古人知识系统的一部分。
于是，景观更易成为政治秩序变动的象征，古人重视碑铭，无疑看重其不朽的纪念性，而一旦权力更迭，这些不朽的象征，往往首先会被重塑或废弃。
欺孤儿寡母而得天下的隋文帝对此倒是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212]：
（秦王）俊所为侈丽之物，悉命焚之。
敕送终之具，务从俭约，以为后法也。
王府僚佐请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213]
石刻作为古人生活世界中常见的政治景观，虽不如武后时明堂、天枢这类特殊的建筑那么夺人眼目，但正是因为其具有普遍性与日常性，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种结构性的存在。
或许可以说纪念性石刻的建造、传播、改刻、移动、存废本身就构成了一部道尽古今兴亡事“无声”
的历史。
[1]关于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与业绩，可参见叶国良：《宋代金石学研究》，台北，台湾书房，2011年。
[2]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借表彰阮元的学术业绩，对传统金石学演变的脉络与囊括的内容有简明的归纳：“在昔叔重董文，识郡国之彝鼎，道元作注，纪川原之碑碣。
金石明白，其学古矣。
欧、赵而降，特为绪余，洪、陈以还，间多好事。
公谓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匡史，玩好之侈，临摹之工，有不预焉。
是以储彝器至百种，蓄墨本至万种，椎拓遍山川，纸墨照眉发，孤本必重钩，伟论在著录。
十事彪炳，冠在当时。
是公金石之学。”
（见张鉴等撰：《阮元年谱》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74页）
[3]近年来艺术史研究的繁荣对此不足多少有所弥补，但艺术史家关注的更多是图像，对于石刻的景观效应及其在政治空间中的作用尚探讨不多。
Jr.RobertE.Harrist：TheLandscapeofWords：StoionsfromEarlyandMedievala一书以云峰山、泰山的摩崖、题刻、碑铭为中心，对石刻景观有较为系统的讨论（UyofWashingtonPress，2008）。
研究文学的学者对此也渐有关注，其中以程章灿一系列以“物”
为题的论文较具代表性（《尤物：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古代石刻》，载《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第137～136页；《景物：石刻作为空间景观与文本景观》，《古典文献研究》第17辑下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28页；《神物：汉末三国之石刻志异》，载《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23～133页），不过所论多集中于对这一类文化现象的描述与归纳，对石刻景观政治及社会功能的分析着墨不多。
[4]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
》一书通过对中国古代城市、宫殿、墓葬、画像石、礼器等各种类型材料的讨论，指出中国古代尽管没有金字塔式的建筑，但将“纪念碑性”
包蕴在了以上的各种物质形态与空间组合之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不过在中国古人生活的情境中并不缺少物质意义上的纪念碑，这也是本章关注的焦点。
[5]以上四种分类大体据叶昌炽著、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三“立碑总例”
条（第180～182页）。
按叶氏此条并未述及最为常见的神道碑，盖其所论的范围是指公共性的石碑，故不及神道碑、墓碑等私碑。
[6]尽管历代兴废对于地面石刻也多有破坏，保存至今者实十无一二，叶昌炽曾总括碑之七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九，第530～532页），但由于总量巨大，至今仍有较多存世。
[7]当代艺术史学者提出“实物的回归”
，强调尝试回到历史现场来展开对艺术品的研究，例如敦煌的洞窟后壁壁画在原有采光条件下，是很难被僧人和朝圣者所看见的，因为它们本身的性质是用来祈求功德而非艺术欣赏（参见巫鸿：《美术史十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2～53页）。
这无疑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根据笔者在昭陵博物馆参观时的经验，4米高的石碑，人站立于下，已很难看清碑刻上部的文字，因而正如本章所论，作为景观的石刻对于塑造和扩散政治权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比石刻文字本身更有效，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庶民阶层而言尤是如此。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