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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博田氏的双重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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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弘正之死标志了元和中兴事业至此戛然而止，对此传统的史家多指责穆宗君臣的昏聩与失策：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
而（萧）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
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
。
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而行之。
而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
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遗卒皆至。
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
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
之失也。
[110]
不可否认田弘正之死有偶然因素作用其中，若唐廷颁赐成德的一百万贯赏钱能及时运抵，或田弘正带入镇州的两千亲兵不被遣回，悲剧或可避免。
[111]因而对此负有责任的度支使崔倰遭到了“不知大体”
的讥评，但我们检核崔倰的履历，便不难注意到他虽然出自博陵崔氏这样的名门望族，却是一位以善治财赋而著称的能吏。
[112]这类“理财型”
官员的崛起[113]，虽然偏离传统士大夫理想中的“贤臣”
形象，却为唐王朝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仍能维持国家财政的平衡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主持消兵的萧俛，虽才识平庸，但个人操守尚佳，有“趣尚简洁，不以声利自污”
的名声。
[114]因此，代表清流士大夫萧俛的消兵动议与理财能手崔倰的悭吝之举，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并无关联，实际上都暗示唐王朝的财政已无力支持元和以来对于魏博为代表的藩镇的赎买政策。
[115]
宪宗时代的成功很大部分缘于李绛所主张的“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
的赎买政策[116]，其实质在于让具有自利倾向的藩镇军队体会到忠于朝廷所能获得的回报大于自立于朝廷之外，达成“魏之人相喜曰，归天子乃如是耶”
的效果[117]，借此邀买人心。
元和七年以来，魏博对于朝廷的恭顺，便仰赖于田弘正本人的效忠与朝廷给予魏博将士丰厚给赐这两者的合力。
但这一政策可否持续，受制于两个要素，一个是唐王朝本身的财政状况[118]，另一个则是重复赏赐之后无可避免地边际效应递减。
因而元和中兴盛世表象之下，早已埋藏着深刻的危机，宪宗虽然在表面上恢复了统一，但无力改变河朔藩镇的基本构造，河北与长安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
唐廷与田弘正试图通过政治景观的改易来强化魏博军将尊奉朝廷的意识，改造河朔地域的文化风习，其长期成效虽难论定，但至少在田弘正执政的近十年中尚未见有明显的改观。
[119]长庆初，“魏、兖二帅以田夷吾、曹璠善属文，贡置阙下”
，日试诗百首，“藻思甚敏，文理多通”
，两人分署魏州、兖州县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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