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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通鉴考异》引文可知，两事在史源上已发生混淆，《实录》记载本身便自相抵牾，两《唐书》皆承《实录》之误。
尽管经司马光的考订，初步厘清了两事的不同，但对刘广之乱的始末，温公亦未能检获更多的史料，仅于《资治通鉴》乾符二年（875）十月条下记：“昭义军乱，大将刘广逐节度使高湜，自为留后。
以左金吾大将军曹翔为昭义节度使。”
[5]其所据者，便是《通鉴考异》引及的乾符二年《实录》。
在此背景下，新出碑志对于研究晚唐昭义军的价值，便不再仅仅停留在作为传世文献附庸的补史、证史层面，而是成为重建史实的基本依据。
近年，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刊布的李裔墓志便为廓清刘广之乱的前后因果提供了重要的史料[6]，本章以此方墓志为中心，结合相关文献、碑志，试图重新讨论晚唐昭义军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并对唐代藩镇变乱模式提出进一步的分梳与解说。
李裔墓志长、宽各60厘米，39行，满行36字，兹先据拓本移录志文如下：
唐故随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赠尚书考功郎中赐绯鱼袋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再从兄将仕郎前守尚书仓部员外郎钜撰」
朝请郎守监察御史黯书」
志主李裔虽不见于载籍，但家世显赫，出身宗室大郑王房，其父李福大和中进士及第，累历方镇，位至使相。
李福兄李石更为当时名相，兄弟两人皆位极人臣，子孙荣显，门第清贵，为时人所称羡：
唐盛唐令李鹏遇桑道茂，曰：“长官只此一邑而已，贤郎二人，大者位极人臣，次者殆于数镇，子孙百世。”
后如其言。
长子石出入将相，子孙二世及第。
至次子福，历七镇，终于使相。
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书、给谏、郡牧，诸孙皆朱紫。
[7]
时又有三枝槐之说：
相国李福，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堂前屋脊，一枝不及。
相国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执，唯福一人，历七镇使相而已。
[8]
这一系列传说的演绎流播，正反映出李石兄弟在当时的显贵。
《剧谈录》云李福八子，及第者三人。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记其中六人，即就、扶、玩、黯、航、涪[9]，墓志云李裔为第三子，恰为失载者之一。
而及第三人中，可考者仅李涪，《北梦琐言》卷九：“唐李涪尚书，福相之子，以《开元礼》及第。”
[10]志文虽云李裔“自《何论》《毛氏诗》《左氏春秋》，莫不贯穿义理，穷讨旨奥，以至班马二史，开卷阅视，如素习者”
，但其所擅长者大抵是明经、三史之科，而非考取进士所讲求的诗赋文章，故发现仲兄李扶屈于名场，久不售后，转而选择以门荫入仕，释褐河南府巩县尉。
志文云“时相国在洛”
，考李福事迹，其于咸通五年（864）自刑部尚书、盐铁转运使任上出为西川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但至咸通七年（866）四月便因处置与南诏关系失当，为蛮所败，贬为蕲王傅、分司东都。
李裔在巩县尉任上因勤政而受到卢携的赏识，并以从祖兄女妻之。
卢携，《旧唐书》本传载其历官，“咸通中，入朝为右拾遗、殿中侍御史，累转员外郎中、长安县令、郑州刺史”
[11]，未记曾宰洛阳。
据《太平广记》引《闻奇录》，“后携官除洛阳县令，寻改郑州刺史”
[12]，则卢携在迁郑州刺史前，曾任洛阳县令，恰与志文所云“今分洛宾护相国卢公携时宰洛阳”
相合。
李裔墓志撰于乾符六年（879）闰十月，此时卢携身份为“今分洛宾护相国”
，盖指他时以太子宾客衔分司东都，乾符六年五月“宰相郑畋、卢携争论于中书，词语不逊，俱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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