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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隐没的三十年：刘广之乱与会昌伐叛的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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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高湜在昭义任上的前三年也算是过得风平浪静，直至乾符四年二月不意发生了刘广之乱，高湜遭乱兵驱逐，刘广自立为留后。
对于此事的前后经过，李裔墓志有较详尽的记录，稍可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尤可贵者是保存了刘广的出身及起兵的号召：
始刘广不知何人也，来自蓟门，客于山北，常寓食将卒之家，有无良怙乱之徒，昌言于军伍中，云是刘稹之族。
志文提示我们刘广是以刘稹之后的身份进行政治动员，煽动起事，进而成功驱逐高湜。
会昌三年（844），武宗与李德裕君臣同心，力排众议，断然拒绝刘稹袭位的请求，协调各怀顾望的藩镇军队，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平定昭义，改变刘悟、刘从谏、刘稹三代据有泽潞的局面，成功遏制了昭义军“河朔化”
的倾向。
[60]此役一般被视为宪宗中兴之后，唐廷对藩镇所取得的最重要胜利。
乾符四年的刘广之乱，上距会昌伐叛已有三十余年，按照古人三十年为一世的算法，已整整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甚至也超过了刘悟祖孙三代统治昭义时间的总和，但直至此时刘稹依然是昭义军中一个具有号召力的政治符号，这与之前惯常的对昭义军“忠义”
的印象不符，提示我们需要重新检讨唐廷平定昭义之后善后举措的得失，同时也为进一步认识晚唐昭义军内部的构造提供了一个窗口。
会昌伐叛成功之后，在李德裕的主持下，围绕着如何杜绝刘氏割据昭义局面的重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但“稹族属昆仲九人，皆诛”
[61]，对于刘稹余党，惩治苛严，株连广泛。
如刘稹的谋主郭谊虽杀刘稹，举潞州归降，朝廷非但未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授予旌节，反而尽诛其党[62]：“刘稹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师，皆斩之”
，“又令昭义降将李丕、高文端、王钊等疏昭义将士与刘稹同恶者，悉诛之，死者甚众。”
[63]李德裕对于刘稹余部的严厉处置，虽或有党争的背景[64]，但总体上仍是为了彻底铲除昭义割据的基础。
唐廷在攻打昭义之初，便已注意到刘氏昭义内部存在着“主客之分”
，试图有针对性地加以分化：
其昭义军旧将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并赦而不问……刘悟下郓州旧将校子孙及刘从谏近招致将士等，喻以善道，宜听朕言……[65]
制书将刘氏主政下的昭义军队分为昭义旧有将士与刘氏父子自郓州任上携来及新募亲军两类[66]，后一类无疑是刘稹腹心所寄。
因此对于这两类人，唐廷的招抚策略并不一致，对昭义旧军将士或希望他们“以州郡兵众归降”
，或诱之以利，“擒送刘稹者，别授土地”
。
对后一类人，一方面肯定其与刘氏家族有类于田横及其义附的关系，但强调“岂尝违拒汉使，留止田横；唯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乱”
，劝诱他们“如能感喻刘稹束身归朝，必当待之如初，特与洗雪；尔等旧校，亦并甄酬”
。
可知这些亲军与刘氏家族联系紧密，具有相当强的依附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基于“义”
的结合。
其中“郓州旧将校子孙”
本是刘悟携来昭义的亲军，世代效忠刘氏。
典型的如《酉阳杂俎续集》所记郭谊“因兄亡，遂于郓州举其先，同茔葬于磁州滏阳县之西岗”
，知其家本出自郓州，后随刘悟至昭义定居，遂迁祖茔于斯。
[67]这些部众构成了刘氏割据的权力基础，因此也是唐廷平定昭义后亟须铲除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会昌伐叛后，唐廷更多地介入昭义属州刺史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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