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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末变局中的魏博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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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书第五章所论，魏博是安史乱后唐廷为招抚安史降将所置的河朔三镇之一。
之后经代宗、德宗、宪宗等朝，虽屡经叛顺，不过自穆宗以后，魏博与唐廷之间基本形成了以共同承认“河朔故事”
为基础的稳定关系。
这一中唐以来形成的奉唐天子为正朔，各个藩镇依据朝廷控制力强弱拥有不同地位的政治格局[13]，经过黄巢起兵的冲击后，已趋于瓦解。
随着唐王朝政治权威的削弱，地方权力日益扩张，藩镇独立化的倾向再次抬头，如何来重新定义唐廷与藩镇的关系，则成为唐末政治演变的一个关键环节。
韩简试图凭借魏博武力争衡天下的举动，违背了唐廷与河北强藩共同遵守河朔故事的政治默契，所谓河朔故事的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以往学者较为注意的是其不入版籍、不输贡赋、自委官吏等脱离唐廷控制独立性的一面，但对于河朔藩镇通过拥立唐天子来获得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的一面尚关注不够。
李德裕曾指出“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名以安军情”
[15]，专制镇冀长达一个世纪的王廷凑家族更将“下礼藩邻，上奉朝旨”
[16]，作为维持家业不坠的秘籍。
即使在唐廷威望已**然无存的昭宗晚期，刘仁恭所谓“旄节吾自可为，要假长安本色耳”
之语[17]，亦可窥见唐廷的正式承认是节帅统治合法性的根基所在。
以此而论，河北藩镇对于唐廷亦存在着深刻的依附性，因此韩简挑衅邻藩，擅杀朝廷节帅，甚至取唐天子而代之的野心，实质上是在改变河朔藩镇自长庆以来形成的与朝廷和睦共处的政治传统。
若从军事上而论，南取河阳可以威胁洛阳，进而争衡天下，而昭义所属的邢、洺二州不但是唐廷楔入太行山脉东麓的战略支点，更是威胁魏博乃至河朔三镇半独立地位的心腹之患[18]，韩简的策略并无问题。
战争之初，魏军亦节节胜利，不过魏博军力虽强，其节帅的政治合法性仍源于唐廷的授予，从目前可以读到的河北节帅、军将的墓志、神道碑中我们不难发现忠义意识依然在河北地区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
[19]韩简公然挑战百余年来形成的以唐天子为共主的政治秩序的举动，即使在魏博镇内恐怕也很难得到军士的支持。
其次，魏博军队的地域依附性使之缺乏出境作战的动力，前辈学者的研究都已注意到魏博牙军是一支具有极强自利色彩的职业雇佣军。
[20]所谓“丰给厚赐，不胜骄宠。
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
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
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
[21]。
魏博牙军的基本特征是一支以依靠丰厚给赐作为生活来源的雇佣兵，以在战争中获得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成员大都系魏博本地人，父子相袭，世代为兵，内部非常团结，具有很强的地域依附性。
因此魏博牙军的政治取向是自利性与地域性的，不惜通过改易主帅来获取经济利益，他们在保卫魏博本土时，由于与乡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往往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
但长时间出境作战，则为魏博牙军所深恶痛绝。
所谓“况我六州，历代藩府，军门父子，姻族相连，未尝远出河门，离亲去族，一旦迁于外郡，生不如死”
[22]，便是这一心态的生动写照。
[23]
因此，节帅本人的扩张目标与牙军保守的地域性格之间的矛盾，往往成为藩镇内部发生动乱、改易节帅的导火线。
如德宗时，田悦“阻兵四年，身虽骁猛，而性愎无谋，以故频致破败，士众死者十七八。
魏人苦于兵革，愿息肩焉”
[24]。
田悦虽能抗衡朝廷的连年讨伐，但长期战争损害了魏博军队的利益，终为部下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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