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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内通过通婚、结拜、假子等手段形成血缘或拟制血缘关系，从而加强藩镇内部的自我认同与凝聚力，本是唐后期习见之事，罗氏世居魏博，亦未能免俗。
待罗弘信执掌魏博后，罗氏家族的通婚网络才逐渐跨出魏博，其与朱温的多次联姻，固然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也反映出家族地位上升后跨地域通婚才变得普遍与可能，这亦是中古家族成长史上常见的现象。
至于罗弘信本人兵变前的地位，史料记载略有分歧，罗让碑云：“无何蔡贼南下，郓寇东侵，中外惊扰，计无所出。
我仆射先领六雄兵士，南自新乡接战；后拥衙□步射，东至莘县交锋。”
则其曾参与韩简时代魏博与邻镇的战争，而且地位颇为显要，至少是兵马使一类的统兵将领，不过碑文未能提供任何罗弘信在政变之前的具体历官，可见所言夸饰成分甚多，似不足凭信。
《旧唐书》本传未记罗弘信政变前的身份，只言其少从戎役，《新唐书》本传云其为裨将，主马牧，《旧五代史》本传言其为马牧监，《旧唐书》《旧五代史》本纪皆记其为小校，《资治通鉴》云其为牙将。
以《北梦琐言》所记最详，言其“初为本军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
。
综合各种记载可以判定罗弘信政变前只是负责牧圉的小校，所谓“虽声名未振，众已服之”
的掩饰之词[53]，恰恰反映了罗弘信在军中本默默无闻的真实状况，而他能在此危急关头被拥立为主帅，实是异事。
行文至此，我们注意到罗让碑叙述的一个怪异之处，自罗弘信率军在二月二十二日击败乐从训，将他驱逐到内黄后，至三月廿六日进攻洹水县、杀乐从训之间，罗让碑的记事出现了一个多月的空白。
在双方生死相搏的紧要关头，仅用“举明将帅，选练骁奇”
等轻轻带过，其间的隐衷需与其他文献比读后方能发掘。
四月戊辰，魏博乐彦祯失律，其子从训出奔相州，使来乞师。
帝遣朱珍领大军济河，连收黎阳、临河二邑。
既而魏军推小校罗弘信为帅。
弘信既立，遣使送款于汴，帝优而纳之，遂命班师。
[58]
可知在乐从训与罗弘信的魏博帅位之争中，朱温曾作为重要的外部势力介入其中，成为左右胜败的关键因素。
唯朱温介入魏博事务的时间尚存疑问，《旧五代史·梁太祖纪》系于四月，《旧唐书·僖宗纪》系于二月，《资治通鉴》《新五代史·梁本纪》系其事于三月。
据罗让碑可知罗弘信于三月廿六日大举进攻洹水，击败并斩杀乐从训，则朱温介入魏博事务当在之前。
据《资治通鉴》所述，乐从训在二月初战失利之后，以朱温行人雷邺被魏博乱军所杀为借口，向朱温求援，较为可信。
另《旧五代史·王檀传》记其文德元年三月，从讨罗弘信，“败魏人于内黄，檀获其将周儒、邵神剑以归，补冲山都虞候”
[59]，可证朱温与罗弘信的激战当发生在三月，而《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所记四月戊辰，当是朱温班师的日期，而非介入魏博之争的时间。
如此便能解释为何在罗弘信与乐从训生死厮杀之际，罗让碑的记事出现了一个多月的空白。
据《旧五代史》所记，在朱温介入魏博之争后，乐从训曾一度扭转了局势：
文德元年，魏博军乱，乐从训来告急，（葛从周）从太祖渡河，拔黎阳、李固、临河等镇，至内黄，破魏军万余众，获其将周儒等十人。
[60]
魏军迭遭失败，其精锐豹子军二千人，“戮之无噍类”
[61]。
尽管《旧五代史》所述本自《梁太祖实录》等朱温一方的记载，战绩是否果真如此辉煌尚存疑问。
但朱温加入战局后，连下黎阳、临河、李固，解内黄之围[62]，使乐从训一方起死回生这一事实则毋庸置疑。
罗弘信战败之后，被迫“遣使送款于汴”
，以扈从朱温为代价，换取梁军撤出魏博，进而重新掌握了对乐从训作战的主动权。
因此，朱温介入魏博之后，魏军遭遇的一系列失败以及罗弘信求和的过程，自然不便在碑文中直陈其事，只能留下一段隐晦的空白加以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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