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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记忆与诠释：罗弘信的符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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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罗让碑的叙事中又重建了魏博关于修筑罗城的历史记忆，通过对于事件因果关系的重新编排将其塑造为罗弘信得位的符谶。
“前政乐王一旦大兴板筑，约河门旧堤，计百万人功，周八十余里。
才经月余，修葺□备，怨嗟之苦，遍于六州。
谓之罗城，应我罗氏，岂其天意符我人事者哉。”
罗城的修筑是乐彦祯时代魏博庶民生活中的大事，由于这一工程规模浩大，程限紧促，因此大量征发民力[114]，导致民怨沸腾，成为乐彦祯丧失魏博人心的重要诱因。
罗弘信巧妙地将罗城与“罗”
的谐音联系起来，将其刻画成自己掌握政权的符谶，利用了魏博庶民当时的集体记忆，诱导他们回忆起乐彦祯统治时代的残暴苛酷。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往往建立在对于前一个政权否定与控诉的基础上，罗弘信借助对魏博人关于修筑罗城记忆的重新塑造，既控诉乐彦祯滥用民力，又加强了自己通过政变推翻乐彦祯行动的合法性。
但我们注意到，关于罗城为罗弘信执政符应的说法，仅仅在碑文中被提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传世文献中虽然都有关于修筑罗城的记载[115]，但只是批判乐彦祯滥用民力，没有将其视为罗弘信执政的符谶，反而将另一件神异之事附会在罗弘信身上：
至于为何白须翁授命的故事最终又取代罗城的符谶，成为后世关于罗弘信最广泛流传的传奇，笔者以为这一符瑞知识更替的关键点可能发生在天祐二年（905）：
天祐初，州城地无故自陷，俄而小校李公佺谋变，（罗）绍威愈惧，乃定计图牙军，遣使告太祖求为外援。
[117]
州城的无故自陷为何会成为军人谋变的号召，这本是史文留给读者的一个难解之谜，但如果我们联想到罗城的修筑在当时被认为是罗弘信执掌魏博的先兆，而这一符应随着罗让碑的竖立，在之后的十余年中被有意识地大肆宣扬，成为罗弘信执政的重要合法性来源，那么罗城的塌陷，无论是出于自然原因还是有意的人为破坏，很容易被密谋的军人视为罗氏家族即将灭亡的符应，借机鼓动举事。
[118]此时罗城这一符谶在魏博镇内被广泛接受，反而成为罗氏家族的政敌反对他们的武器。
随着罗氏家族在魏博的统治渐趋稳固，罗让碑中所极力塑造的忠于朝廷、为众所推的形象对他们而言已不再那么重要，当罗城的符谶反遭对手利用，成为政治负担时，那么转而进一步修饰白须翁授命的故事，取代罗城这一旧说，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唐中后期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往往喜好仿效天子，通过符瑞、谶纬的制作来巩固自身的权力，收聚人心。
如王处直墓志“长吏屡陈飞走之祥，迭闻稼穑之异”
[119]的记载。
而在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反映归义军时期制作各种瑞应图谶，宣扬天命，强化地方政治认同的案例。
[120]而与罗弘信有关的两个符谶一显一隐、交替更新的历史则提示我们，符谶作为古代政权合法性构筑过程中所惯常使用的道具，其知识的生产与传布过程，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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