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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化说”
的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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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陈寅恪较早提出突厥衰亡后北方胡族的迁入，导致乱前河北地域胡化，这一民族与人口构成的变化，不但为叛乱提供了人员及军事储备，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更奠定了之后河朔藩镇长期割据自立的基础。
[7]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之说虽然影响深远，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并未被普遍接受。
学者对于安史之乱起因的探讨，早年仍局限在唐代政治史的脉络中，如谷霁光将中晚唐河朔藩镇与唐廷的对立，追溯到唐初以来李唐皇室对河北地域的歧视与防备[8]，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则指出安禄山卷入了玄宗晚年的政争，并承袭谷霁光的看法，强调河北与关中之间的对立[9]。
197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对陈寅恪、谷霁光两说皆有批判，认为都缺乏足够的证据，尝试从玄宗晚年政治—军事结构的变动中寻找原因，并指出随着藩镇体制的建立，以安禄山为代表的职业军人形成了一个与传统官僚集团异质的群体。
[10]《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的这一看法，或许受到日本学者在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下，将武人兴起视为贵族制衰败另一面的影响。
如堀敏一以“恩宠”
来界定安禄山与玄宗的关系，并讨论了藩镇内义父子这一类人身关系的发展，认为这与均田制、府兵制衰败一起显示出时代变革的特征。
[11]尽管安禄山的胡人出身众所周知，不过起初学者至多仅将其视为叛乱的原因之一。
[12]
最近二十余年来，随着大量考古发现及石刻资料的刊布，学者已充分认识到自北朝隋唐以来，不仅从安西四镇至河西走廊的西北边境，其实长安、洛阳、并州、代州、相州、魏州、恒州、定州、幽州、营州这一系列北方腹地的重要城市中都活跃着相当数量的胡人群体[13]，在此背景下，安禄山本人的种族及宗教信仰乃至其叛乱所依赖的蕃部将士[14]，受到了较之以往更广泛的瞩目。
这一最初沿着中西交通史、民族史脉络兴起的研究浪潮，充分利用出土资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唐人大有胡气”
这一断语的认识，也从实证角度为陈寅恪之说提供了支持。
而日本学者提出的将安史之乱视为征服王朝前奏的看法，无疑也是建筑在这一系列研究所揭载的唐代社会新样貌之上。
需要指出的是，既往基于实证研究所揭示胡人活跃的景象，无疑构成了唐前期帝国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否足以改写之前学者对安史之乱性质的判定，甚至进而构拟出另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恐怕不能仅仅偏执于图景中的一面，还需结合其他相关的研究予以通盘检讨。
由于陈寅恪秉持“种族与文化”
观，所以他谈及的胡化，虽然也包含胡族迁入导致人口结构改变等方面，但更关键的恐怕仍在于文化风貌乃至社会心理的变化，这构成了乱后河北“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
认同的基础。
因此陈氏之说大约可以抽绎出两个层面来加以讨论，一是对胡化范围及程度的考辨，二则是如何理解中晚唐长安士大夫眼中河北社会所呈现出的“异质感”
[15]。
首先，关于胡族迁入及活跃的地域，李碧妍近年根据出土胡族墓志分布的情况指出，在安史之乱前，胡化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幽、营等沿边诸州，对于河北南部的种族构成影响不大[16]，而幽州节度使治下的羁縻府州已被公认是安禄山起兵时蕃部将士的主要来源[17]。
至于安史乱后的情况，毛汉光更早就注意到滹沱河以南地方较为汉化，而河北中部与南部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提出要将河北北部、中部及南部分开讨论。
[18]廖幼华综合气候、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记载，指出西汉末至隋初，受小冰期的影响，农牧线南移，造成河北北部胡汉混杂的局面，对此做了更细密的讨论，但大致仍把滹沱河一带视为重要的分界线。
[19]这一系列研究都已揭示了河北地域本身自然条件、种族及文化的多样性，随着讨论的深入，学者也越来越意识到河朔三镇之间的区别，而“胡化”
作为一个主观性较强的概念已很难涵括事实本身的复杂。
另一方面，随着新出墓志的大量刊布，可以注意到在安史乱后确有不少胡人军将活跃于河北乃至更南方的藩镇中[20]，但个案式的讨论并无助于对胡化范围及程度的辨析。
以下笔者尝试从两个层面入手把“胡化”
这一描述性的概念化约为更有效的分析工具。
众所周知，唐人中带有胡人血统者为数不少，时人便有“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
之说[21]，可知即使在常见的汉人姓氏中亦不乏先世出身胡族者。
但这种血统上的混杂恐怕不能被简单地比定为“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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