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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明帝国虽分裂为山西以西的大顺政权和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政权，但地域辽阔，实力也相当可观。
多尔衮摸不清底细，不敢贸然行事。
在吴三桂的接引下，占领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他初期的意图很可能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
，实现南北分治。
这一方针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因而对清方代平“流寇”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联虏平寇”
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
然而，清廷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
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朝廷、达官贵人，下至部分军民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不是仅靠南方“朝廷”
以“岁币”
形式提供议定的金银、绸缎之类就能够解决的。
降清的汉族官僚对此深有了解，例如甲申五月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言：“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
[44]同年九月，清河道总督杨方兴说得更明确：“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
[45]其次，降清的官僚中相当一部分是南方人士，他们唯恐出现南北朝的局面，自己将同故乡亲属分隶两个对立政权，关河阻隔，骨肉仳离，因而竭力怂恿满洲贵族决策南征，并且大谈其江南民风脆弱，不难平定。
第三，事态的发展也为多尔衮等人决策提供了依据。
自从五月间清军占领畿辅以来，除了在七月间发生过大顺军由山西反攻，占领井陉县城以外，南京的弘光政权龟缩于江淮以南，数十万大军割据自雄，鱼肉当地百姓，连大顺军西撤后归属未定的畿辅南部（约相当于今河北省南部）、山东、河南都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收复”
。
这几个因素凑在一起，使多尔衮等清廷决策人认定没有必要承认南明弘光朝廷，干脆以清代明，走统一全国之路。
七月二十八日，清摄政王多尔衮命弘光朝廷派来的副将何拱薇、参将陈万春带了一封信给史可法，全文如下：
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
及入关破贼，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指史可法堂弟史可程）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权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
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
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
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
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
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
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
耕市不惊，秋毫无犯。
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勠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
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
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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