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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雷厉风行的惩治贪污，**涤了明朝相沿成习的污泥浊水，保证了云南吏治的清廉。
孙可望还“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于民者，立即行之”
，“又令地方上，不论绅士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
奖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
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为治若此，诚滇南不幸之幸也”
[61]。
二、在经济政策上，大西军初入云南时面临紧迫的粮饷问题，在很短的一个时期里实行过打粮和对官绅、土司追饷的办法。
打粮即派兵四出，把百姓剩余粮草无代价地没收，受打击最重的虽然是地主，但难免掠及家有少许余粮的农民，使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下降。
大西政权在四川的失败是有过沉痛教训的，因此，孙可望等人很快就代之以切实可行的赋税政策。
他们把云南某些州县和卫所管辖的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
，营庄由大西军偏裨管理，在辖区内“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
条编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全征”
[62]。
就田赋而言，以十分为总额，入官四分，民得六分[63]，农民的负担是比较重的。
但是，这一政策的特点是把原先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田租从一半以上减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剥削率；又保证了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
地主们虽然心怀不满，但仍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着，减少了敌对情绪。
当时一个士子赋诗云：“履亩科租法最奇，畜肥兵饱士民饥”
[64]，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政策的效果。
由于税额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够任意盘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当年秋成就“倍于曩昔”
，次年又“大熟，百姓丰足”
，再下一年仍是“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
[65]。
入滇初期曾严格禁止酿酒，借以避免浪费粮食[66]，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才解除了这一禁令。
孙可望等还注意保护民间贸易，初入云南时铸造了大西政权的“大顺钱”
[67]。
为时不久，因废除大西国号，改“铸兴朝通宝，每大者文抵一分，次者文抵五厘”
[68]，还有一厘的小平钱。
这在云南历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云南盛产铜矿，明代虽曾奉朝廷命令铸造铜钱，但多数输入内地各省，当地居民直到万历时交易仍通用贝币，称为。
天启末至崇祯年间虽由政府提倡，逐渐使用银钱[69]，但民间积习用者还很普遍。
孙可望等铸兴朝通宝后，下令“禁民用贝，违其令者刖劓之。
辛未（当为辛卯，1651）通行”
[70]。
至此，云南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才普遍用钱，同其他各省趋于一致，这对于活跃云南和内地经济上的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云南的井盐生产也加强了管理，借以消除陋规，增加财政收入。
孙可望派总兵史文为盐税司，负责征收盐课和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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