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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表明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
李自成一方面采取了部分办法招徕官绅，一方面又大范围地以追赃助饷打击这个阶层。
在追赃过程中官绅们巧取豪夺所得的家资难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绅体面扫地以尽，这对于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始料未及的。
官绅地主归附大顺政权，正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
李自成当作新的靠山。
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员被录用的占少数，地方官员由于大顺政权选用的原则是以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吸收的明朝官员所占比例很小，就整个官绅地主而言基本上处于被打击的地位。
他们在饱尝铁拳之后，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
[27]当大顺军所向无敌时，官绅们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
[28]。
有一种记载说庶吉士周钟因有文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视，他积极参加大顺政权的活动，常说“江南不难平也”
。
一些明朝官员私下对他说：“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
周钟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
[29]其实，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时是“礼贤下士”
的，对官员的大批屠戮和谪戍是在坐稳了皇帝的宝座以后。
周钟的比拟并不适当，只是反映了被大顺政权录用的少数官员的一种希望。
总之，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未能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在接管区内大搞追赃助饷，把业已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敌对地位，是极不明智的。
当人们津津乐道“闯王进京”
后如何如何腐化变质终于导致“群众”
不满，归于失败的时候，本书作者却认为正是由于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质变，才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洲贵族所扼杀。
在军事部署上，也突出地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
从万历末年起辽东的满洲贵族军事力量日益崛起，成为明朝廷棘手的课题，而明末农民战争的全过程又是同明清之战交织进行的。
为了抵御满洲贵族的进犯，明朝廷多次从陕西三边抽调兵将。
按情理说，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
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这首先表现在他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
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
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有积极作用，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
例如，李自成在湖广荆襄地区部署了以大将白旺为首的七万兵马，当大顺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部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河南刘洪起等地主武装也同左良玉相呼应，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
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决定派绵侯袁宗第带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由陕西奔赴湖广先击败左良玉部，随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乱，直到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
这种局部的胜利只是导致了全局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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