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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学士王铎起草的加封赏赍吴三桂、黎玉田的敕谕颇能说明问题。
在《敕谕破贼总兵官》一文中写道：“闻尔星统关兵大挫贼锐……是用晋尔侯世爵，加坐蟒一袭，纻丝八表里，银二百两，示宠异也。
又尔部下士卒蓐食未饱，已令海上运漕十万石、银五万两接济犒劳……”
[8]在《敕谕辽东巡抚黎玉田》文中写道：“兹特晋尔秩为兵部尚书，加赏纻丝十八端，银一百两，示旌也。
且令漕米接济……”
[9]王铎入阁在六月间，弘光君臣还不知道吴三桂四月下旬已经投降清朝被封为平西王；而黎玉田投降了李自成，这时正任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根本没有同吴三桂一道勾引清兵。
弘光朝廷的消息不灵，于此可见。
人们常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给史可法和马士英描绘成截然不同的脸谱。
事实却表明，史可法与马士英之间的差异比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想象的要小得多。
他们两人的品质高下主要是在个人操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多大分歧，都是“联虏平寇”
方针的赞决者。
正是这一方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土崩瓦解。
史可法在甲申六月间上疏道：
先帝以圣明之主，遘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
是目前最急者，莫逾于办寇矣。
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
近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
或云假虏以破贼，或云借虏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此时畿辅之间必为虏有。
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
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
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
事期速举，讲戒需迟。
今胡马闯（闻）已南来，而凶寇又将东突，未见庙堂之下，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币，派何从人？议论徒多，光阴易过。
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
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轻者先帝之仇耻，既示我弱，益长虏骄，不益叹中国之无人，而北伐之无望邪！
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指顺治帝），或先通九酋（指清摄政王多尔衮）。
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
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
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10]
左都御史刘宗周六月间也上疏建议“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
[11]。
总之，吴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决策大臣中无不认为是一大快事，都主张应该尽早同吴三桂取得联系，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
。
当朝廷大佬沉浸于“借虏平寇”
的幻想中时，个别中下级官员反而比较有远见，主张应以自强为主。
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上疏道：“今日江左形势视之晋、宋更为艰难，肩背腹心，三面受敌。”
他要求朝廷既须“念先帝、先后殉社稷之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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