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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大西军由贵州进入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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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年初（顺治三年底），张献忠在西充县境不幸牺牲。
大西军急速南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他们后面是穷追而来的强劲清军，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扼守，大西军几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然而，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大西军余部一举击破据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部，曾英落水淹死，部众溃逃。
大西军渡过长江天险，打开了南进的通途，为实现由黔入滇的战略转移奠定了基础。
张献忠牺牲以后，领导大西军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孙可望的肩上。
他立即改变张献忠滥杀无辜的过火行动。
1647年正月初一日，大西军余部集中于四川綦江，收集溃散，重整队伍[17]，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
[18]接着，孙可望等率领经过整顿的部队进入遵义，“秋毫无犯”
[19]。
由于清肃亲王豪格派遣的军队追踪而来，大西军继续南撤，进入贵州，“所过民皆安堵”
[20]，顺利地占领了省会贵阳。
明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司参议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等逃到定番州（今贵州省惠水县），拼凑了一批反动武装负隅顽抗。
孙可望派定北将军艾能奇领兵进攻，在二月十二日攻克定番，张耀等被处死，曾益自杀。
[21]清军前锋在占领遵义和川东部分地区后，因地方残破，到处是一片荒芜，粮食接济不上，被迫“凯旋”
回师。
大西军在贵州的胜利，使自己摆脱了清军的追击，得以整顿内部和休养士卒。
大西军南下后出现的气象一新，同孙可望等人整肃内部有密切关系。
张献忠遇难后，他的妻子和亲信宰相汪兆龄仍然高踞诸将之上，主张照旧行事，即继续推行献忠在世时的过激政策。
“时可望等奉伪皇后为主，驻遵义桃源洞。
诸贼每早必先往朝，凡事奏请而行。
伪宰相汪某辅之……每公会议事，犹傲据诸贼上”
[22]。
孙可望等人认识到政策上的改弦易辙已经成为大西军生死存亡的关键，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清除改革的障碍。
因此，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一致决定把“皇后”
和汪兆龄处死[23]，四人被张献忠收为养子后均改姓张，这时各自恢复原姓。
这样，形成了四将军领导的体制。
四人中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威信比较高，年纪稍大，又读书识字，自然成了主要的领导人。
大西军进入贵州以后，豪格统率的清军已经由四川撤回北京，南明杂牌官军又不足以同大西军相抗衡，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贵州作为基地，休整士马，建立政权。
当他们得到云南发生了沙定洲叛乱的消息后，立即决策挥师南下，直取云南。
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选择云南作为自己的进军目标，是有历史背景的。
大西军的骨干多是陕西人，他们虽然长期流动作战于长江南北，还有一段经营四川的经验，可是云南在当时被看成是僻远烟瘴之地，没有对该地的基本了解不可能贸然进兵。
早在崇祯十一年至十二年（1638—1639）张献忠受抚于湖北谷城期间，他和部下主要将领同从云南调来的官军就建立过相当密切的关系。
当时，奉明朝廷调遣到湖广的总兵龙在田是云南石屏土司将领[24]；张献忠出于策略考虑，曾经拜龙在田为义父，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马匹、交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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