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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守滇南，恪遵先志。
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
乞敕重臣会观诏书谨封。
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孙可望拜书。
[6]
杨畏知等于二月间从昆明出发[7]，四月初六日到达肇庆，呈上书信并进献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马四匹，以表善意。
在当时参与抗清的各种力量之中，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实力最强，他管辖下的云南是抗清营垒中最稳定的地区。
从南明处境来看，正处在何腾蛟、姜瓖、金声桓、李成栋连续败亡，险象环生之时；孙可望等人决策同永历朝廷携手抗清，本是这个小朝廷的最佳福音。
可是，阶级的偏见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却在永历朝廷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廷臣会议时，赞成封孙可望为王的固不乏人，当政的一批人物却因种种私虑表示坚决反对，如依附李成栋之子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之流唯恐拥有庞大实力的大西军参加永历朝廷将会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力持异议。
开初，袁彭年、金堡甚至说出“可望贼也，不可以封。
劾畏知为贼游说，请收之”
[8]。
后来见朝臣中赞成封可望借以收大西军余部为己所用的人居多数，又变换策略，“金堡引祖制无异姓封王例，力争不可”
[9]，甚至连续七次上疏，拼命反对[10]。
镇守贵阳和遵义一带的军阀皮熊、王祥也担心大西军出滇抗清，自己割据的地盘难保，上疏声称：“可望名虽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为所愚。”
[11]大学士严起恒等也顽固地拒绝封孙可望为秦王[12]。
杨畏知以明朝旧臣、孙可望使者的双重身份陈明利害：“可望兵强，可借为用，何惜一封号不以收拾人心，反自树敌？”
他建议封孙可望为郡王（即二字王），封李定国、刘文秀为公爵。
廷臣钱秉镫除赞成杨畏知的意见外，又提出在封爵的同时趁机挑拨大西军各将领之间的关系，建议朝廷一面封可望为郡王，命其居守云南；一面封定国、文秀为公爵，“阴使人语之曰：此可望指也。
敕书内极其奖励，许以出滇有功之日即锡王号……两雄本不欲听其驾驭，固利在专征，又出邀上赏，必踊跃奉命”
。
另由定国、文秀合疏上请封艾能奇的中军冯双礼以五等之爵，造成“德归两雄而离心于可望”
的局面[13]。
这场封滇与否的争论持续了几个月，杨畏知见封可望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请封可望为公爵，定国、文秀为侯爵，以便回滇复命。
永历朝廷勉强同意了，决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14]。
督师阁部堵胤锡是位比较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曾经亲自出马促成过大顺军余部李锦、高一功等部同南明联合抗清，这次又想努力推进与大西军的联盟。
当他听说孙可望请封秦王，朝廷仅封公爵，知道事情必定决裂，就在七星岩盛情款待孙可望派来的使臣随将潘世荣、焦光启，同两人订盟结好，稳住这两位大西军的老部将（正使杨畏知、龚彝都是明朝旧官，孙可望派潘世荣等随同赴广显然有监视和探听朝廷态度之意）；同时连续上疏朝廷请封可望为二字王，经永历帝同意决定封孙可望为平辽王[15]。
就堵胤锡的本心而言，完全是从维系明室、共同抗清的大局出发。
他深知腐朽已极的永历朝廷不要说恢复中原，就是勉撑危局也只有依靠大顺军和大西军。
金堡对堵胤锡的做法深表不满，当面斥责道：“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
公大臣，偏欲与此辈交结，何意？”
[16]在民族危机极为深重的时候，金堡之流仍然对共赴国难的原农民军切齿痛恨，称之为罪恶滔天的国仇，完全颠倒了敌友关系。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由于忠贞营驻扎在相邻的宾州、横州，担心自身利益难保，他的中军胡执恭建议结好于孙可望，倚仗大西军的声势同忠贞营相抗。
他们利用永历帝颁给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
金印[17]，于1649年（永历三年）正月由胡执恭冒充朝廷使臣径自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18]。
在陈邦傅、胡执恭伪撰的敕文中用了许多不伦不类的话，如：“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师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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