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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二重证据法为王国维所倡，陈寅恪曾列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二曰取异族之故纸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7]。
有关南明抗清斗争的史事，南明的当权人物总是夸大自己的功绩，而清朝官方则是极力加以歪曲和污蔑，使得有关的记载混沌不清，甚至歧异迭出，令人不知所从。
顾诚往往借助二重证据的考证方法，将明清双方的资料进行对比互证，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如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就是依据清朝的档案，参以张煌言的诗文，再用当时亲身见闻者的记载做补充，得出三入长江之役都发生在甲午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公元1654年，但其第三次发生在阴历十二月，按公历推算已至1655年）的结论。
[8]
顾诚对史事及史料的考证，往往是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以此之长补彼之短，从而解开了许多前人未曾弄清的历史谜团。
如朱文正的事迹、靖难之役中耿炳文与沐晟家族、明代的卫籍、李自成起义的前前后后、车厢峡之困、“荥阳大会”
与“分兵定向”
策略、李自成起义军从何入豫与何时称帝、山海关战役前后的吴三桂、史可法与马士英的定策继统、李自成牺牲的时间与地点、鲁监国诸部在浙江的起义、隆武帝亲征与何腾蛟迎驾、郑成功与二张在沿海的抗清活动、吴楚党争、孙可望与李定国的内讧、四川军阀的内争、夔东十三家的抗清斗争、“韩王定武”
政权、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等许多明清史的重大问题，记载极为混乱而又众说纷纭，顾诚均细加考订，辨明真相，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因此，他的论著不仅史料异常丰富，而且考证非常扎实可靠。
二
顾诚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他不仅治学严谨，精于考证，富有朴学精神，而且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能够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
在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国外学者各种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纷纷涌入，他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动摇。
他主张，对国外的各种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采取开放的态度，但绝不能一概照搬，正确的态度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善于吸收国外有益的知识和有利于加速学术研究进程的科学方法，扬弃那些并无学术价值的唯心主义模式”
[9]。
正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顾诚的明清史研究，能够透过现象抓本质，发现诸多史事的内在联系，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局，提出许多富有创见、新颖独到、耐人寻味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
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等论著中，顾诚都坚持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应“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
，从而确定论述的中心和主线。
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他用具体史实说明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土地高度集中，赋役征敛日加繁重，水利失修，灾荒频仍，以朱明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已经极度腐朽，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这时全国的主要矛盾是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主要的历史任务是推翻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以朱明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
随后爆发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朱明王朝，特别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在接管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后，不仅没有对生产造成什么破坏，而且还扫**或狠狠地打击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因此，全书便以大顺军、大西军的起义活动作为论述的中心和主线，再现了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罗汝才、贺一龙、马守应等农民领袖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业绩。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朝廷宣告灭亡。
紧接着清兵入关，占领北京，大顺军被迫西撤，南京的明朝高级官吏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朝廷，掀开了南明历史的篇章。
以往的诸多著作，都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来论述南明的历史。
顾诚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认为虽然在清兵入关后的一个短暂时期，满汉地主阶级曾互相勾结，共同镇压起义农民，南明的弘光朝廷也实行“联虏平寇”
的政策，表明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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