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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后来重理业务以探讨明末农民起义做起点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学术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甚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理旧业，我多争取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20]。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勤奋积累，1977年，顾先生回到历史系工作不久就发表了著名的《李岩质疑》，这篇用力颇深的论文，也奠定了他在明清史学界的地位。
此后20余年，先生的研究主要围绕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和明代的卫所制度等来展开，取得了彪炳史册的成就。
如果说先生早年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还带有时代烙印的话，对南明史、明代卫所制度和管理系统等问题的研究则与之一脉相承。
明末农民战争史与南明史的密切关联无须赘言，而卫所制度的研究也是缘于对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他说，“最初感到卫所制度值得研究还同李岩问题有关”
，原因在于所谓李岩之父李精白的卫籍身份问题。
顾先生从明代的卫籍入手，发现卫所制度背后竟然隐藏着非常重大的历史问题，于是他暂时中断了对南明史的研究，集中五年时间研究卫所制度及其相关问题。
[21]
顾先生的治史方法，深受北师大的两位史学大师的影响，第一位是老校长陈垣先生，第二位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白寿彝先生。
在考证之法方面，他说：“以前陈垣先生曾经谈过研究历史应当在收集材料上做到‘竭泽而渔’。
明清史料浩如烟海，往往力不从心，但作为一种治学的律己精神，作为一种努力的方向，总是应该的。”
[22]北师大另一位史学家赵光贤先生在总结从陈垣先生那里的收益时特别提到了培养“考证功底”
的重要性，他说，既然相信史学的“求真”
职责，求真则有赖于“史料”
，由于史料本身具有局限性，就需要详加考辨，考辨既要充分占有史料，有必要的科学方法，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23]
顾先生非常感谢白先生在早年对他的指导与赏识，认为是白先生指导他走向治明史之路。
顾先生曾告诉笔者，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呕心沥血之作，是真正的“主编”
，与现在许多挂名“主编”
大不相同，对白先生充满了敬意。
顾先生秉承前辈学者的学风，践履之，传承之。
白先生强调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经过考核分析才是可靠的”
，顾先生则明确表示：学术讨论，“不要在低水平的有材料层次上停止不前”
；又如白先生说：“要注意：决不要想找材料支持我的观点。
这不是个正确的态度。”
[24]白先生多次强调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顾先生亦以此为研究的重点。
以下我们结合顾先生的治史成就对其治史风格详加论述。
二、发覆之作，探寻历史的真实
顾诚先生一生心无旁系、潜心治学，平均每天读书时间在10小时以上。
从1978年以后，他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两部专著，参加撰写著作5部。
学术论文计39篇，约50万字，可见其下笔之慎重。
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明清史研究领域长期错讹的观点被纠正、长期迷惑人们的问题得到了最为合理的解释，每发一覆，便接近历史的真实一步。
虽然他的许多结论具有颠覆性，由于他的论证严密、立论扎实，又几乎不给别人留下反驳的机会。
《李岩质疑》是顾先生的奠基之作。
李岩问题因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等作品而变得家喻户晓。
顾先生在研读史料时发现，这位地位仅次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将领的史料竟然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相反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他的生平事迹均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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