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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秋》之变经与经变以及史之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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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汉之间儒学发生三变，第一变是儒学之六艺变为经学，上节已论之；第三变是经从载道之学变为天人灾异之学，后文将亦论之。
于此，仅论其第二变，即六经作为古代历史文化折中之学，亦即古史学之宗子，为何与如何变为绝对真理的载道之学，以及新史学何以与此有关。
由于秦火之后，至汉初，五经之学虽渐渐恢复，但《春秋》以外之四经作为古史学之宗子，认知日浅，而《春秋》为孔子史记，《左氏春秋》整齐“仲尼弟子”
对《春秋》之异传，其事实与观念幸因司马迁之论载而得以流传，故此处拟以《春秋》作为主轴，从第二变切入，略窥三种变化间之关键。
据陆贾之言，可知六经最迟至秦、汉之际，已不再被儒家弟子视为古史，《诗》《书》已非记言之史，《春秋》也非记事之史，余经更无论矣。
然而孔子修《春秋》之时，未尝不知此种学术是“古者国史策书之常”
，是以订《春秋》之教为“属辞比事”
，并谓“《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
。
然则何谓“属辞比事”
？
按：《春秋》据旧史而笔削，其方法不取补充史事，反而是约文去烦，以一万余字记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恐怕比原来之旧史记更简要，盖其所欲修者，殆是一部方便其教以及弟子学之教科书耳，删《诗》《书》等也应如是观。
是则《春秋》作为书籍之性质，于孔子应有近代史讲纲之意，以故当初之构想原就不以文字论述史事为主，而是欲保留旧史记之体例书法而略事笔削，以为讲本；至于对史事之本末、书法以及评论，殆即在讲堂上说明。
此即讲本宜简、讲论宜详之教学方法，所以孟子才有“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之说，是即表示孔子于《春秋》文本之外，另与弟子详细口说齐桓晋文以及管仲诸事也。
或谓孔子因讲论近代历史人事，褒贬之间恐会触犯时讳，以故不笔之于书，仅在讲堂论述，如前引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谓“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又谓“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
[21]甚至谓褒贬乃天子之事，孔子为之，所谓“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是也，以故隐约其辞，此即荀子《劝学篇》所称“《春秋》之微也”
。
此种种说法，或许《汉书·艺文志》所述，可以代表汉儒综合之见。
该志云：
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
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
弟子退而异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此说已是《春秋》成为载道之书，所载为绝对真理，学术格局已定之后事矣，恐怕与战国以前，“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
之教旨大有差距。
“讲本宜简、讲论宜详”
是教学方式，“文辞忌讳，不可书见”
是现实压力，此压力承受之沉重，尤以在历史作为贵族统治阶层记忆之时代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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