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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马迁透过其父所表达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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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知司马谈对其子的撰述《史记》具有甚大的启发影响。
这些启发影响，奠定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念与意识，而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和遗嘱有关。
因此，司马迁特别将此两段言论记述下来。
[3]
先秦诸子之学均为“私学”
而无称“家”
者，将包括儒学在内之诸子学统称为“百家语”
，殆自李斯建议焚书始。
司马迁于《自骗子》末段之子序中，谓历史文化的发展，至周而废弛，秦朝拨去古文、焚灭诗书，使图籍散乱，文化遭劫。
俟汉兴，而始“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集於太史公”
云。
司马谈时为太史公，得以广泛读书，因而归纳六家以论其要旨，其动机盖谓“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
，因而他要对此六家做一反省批判，以启示当代及后世学者。
在其思想中，阴阳、儒、墨、名、法五家各有优劣，而推崇道家，这已是众所皆知的事。
然而，照其观念推下去，此六家皆“务为治者也”
，只不过是“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
罢了，是则推崇道家即无异表示道家融合了诸家优点，而最能为治了。
司马谈此一看法，后人或误以为司马迁的观念，遂从扬雄、班彪之徒始，严厉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
为此而为司马迁辩护者亦已多，姑勿论之。
要之在此值得根究的，乃是司马谈在何种意识下而有此论著，其对如儒家的最后认知如何，为何能影响其子？解答这个问题诚非易事，必须与其遗嘱作比较，庶可得之。
其遗嘱对本文的论证有大用，兹录之如下：
太史公（司马谈）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
命也夫！
余死，汝必为太史。
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
汝其念哉！”
司马谈论著六家要旨背后的精神意识，可由其评论周公与孔子的言语中发掘。
他称颂周公，实由“孝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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