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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政教力量的介入与天意、正统史观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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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精神与道德批判对汉代史学的影响
既云批判，则必然牵涉到另一个问题，此即史家以何种准则或常理而发出批判？这种准则或常理是否有普遍性？它是如何被发现的？关于人类行为准则常理的探究，先秦诸子所言纷纷，但大体皆认为有此存在。
孔、孟对此，论之犹力，从人文层次探讨人者仁也、义者路也，亦即表示人之所以为人，必有得于为人之理者，此即德。
《论语》《孟子》二书讨论人的问题，其方式是由人的研究入手，从而究明人性及人际所应具有的理法，用以发现人之所以为人。
他们大体上不是透过纯粹的推理思辨作研究的，而是透过观察、检讨、体验及笃行实践等方法以得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回答壶遂第一问，即指出了若干的意义：首先，他声明孔子将其所得的人之理——道义，落实到历史层次上始能使之深切著明；假若悬空了，则人理的研究发明势必走上思辨的路线。
从董狐、孔子、司马迁一脉的意见，可知史学在新、旧史家的心目中，始终是探究人类的学术，其归趋更在探究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之上。
人之所以为人，乃是人具有人之得（德），其行为亦有人之义（道），这是“春秋义法说”
形成的基础。
其次，他表明孔子作《春秋》，以是非褒贬为手段，目的在行道——伸张人之道德。
这种经世致用的功用主义观念，遂为春秋史学派所执着，奉为圭臬，成为官方意识及狭义的道德势力涉入的基础。
再者，人有各种的生活，有各种的表现，批判这些生活表现必须据其理而落实于礼。
礼是道德义法——理——的器具，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礼·曲礼》）。
司马迁所谓“《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各种权变之善恶当否，皆视其是否通于此“《春秋》之意”
“礼义之旨”
而定，故推言“《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
司马迁这段申论显然极为重要，无疑是揭橥了他的《史记》具有某种批判的准则和常理，承认了史学与道德批判的某些关系。
就此而论，新史学是与经学相通的。
不过，应该进一步了解的是，司马迁的研究方式和目的，是要透过史料证据的搜集鉴定，进而考论行事，稽其成败的道理，以致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亦即他并不想由纯思辨凭空构思入手，据绝对的道德义法作批判。
相反的，他欲透过个别的、特殊的实际研究，以究明各个人物、特殊事件的义理所在。
因而他为《史记》首立《礼书》，并声言云：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
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
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义，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所以总一海之内，而整齐万民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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