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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变与东晋初期的批判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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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凿齿为4世纪东晋中期人，其史学表现亦在4世纪中期始显著。
他出身襄阳乡豪之家，原非高门世族中人，但却深染清流名士风气，颇以谈名称著一时，连苻坚也知其名。
其实，习凿齿的文史玄儒，水平亦颇佳，史谓其“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
，桓温即因此而延揽他入幕的。
[49]桓温先后幕僚，人才皆极名士一时之选，《晋书》列传可考知，即有王珣、谢安、谢玄、王坦之、郄超、范汪（范宁父）、孙盛、袁瓌及其子方平（名史家袁山松祖及父，袁宏的从祖和从父）、袁宏、常璩、伏滔、罗含、顾恺之等。
他们大都玄儒双修，而当时最知名的几位史家——孙盛、习凿齿、袁宏、常璩，皆在罗致之列。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四名史家皆先随桓温，后则疏远而反对之，与除郄超、伏滔之外的其他名僚，态度相同。
他们身居世变，故常针砭时代风教；他们也厌恶桓温觊觎非望，故常从行政程序或文字言论制衡反对之。
这两种趋势的结合，遂造成了这时期的史学特色；其中又以孙盛、凿齿、袁宏表现最突出，或许与他们曾置身桓温幕府，备受其礼敬倚重者有关。
欲论凿齿发挥于史学的正统观念，则必须先知其世。
《晋书》本传谓“是时（桓）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
，这是他借史经世的缘起；及至临终所著《晋承汉统论》，乃是融聚此书之精义作系统发挥和补充者也。
然而，桓温之事在魏晋至唐朝，并非个案孤立无相关之例，晋人在此以前，已对这类权臣专政、觊觎非望的事件加以检讨，凿齿之借史裁正桓温，实承此潮流而兴起者。
从另一角度看，裁正桓温不必一定从史学入手，以政论清议为之，造成舆论形势固亦可也，而孙盛、凿齿和袁宏皆为谈论高手，他们不此之图，则显示尽管儒学衰退，然史学的功能价值仍受到正面的肯定也。
东晋南朝，玄、史、文、儒四学有逐渐趋向兼修并融之势，但大体上时人常视经儒之学为落伍，学校系统寻建寻废，名实俱亡，转不及北朝的发展；于此经儒之学衰退之时，新兴的玄学祖尚虚无，文学则走向纯情写意，两者皆笼罩于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风气之下，多无留意于团体社会而寄意于经世的大情怀。
是则经世致用的责任，终将大部分转移至史学。
这种转移发展，将在下章讨论官修国史时再论之，这里只是说明习凿齿借史发挥的学术潮流背景，并指出其在此潮流中颇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而已。
再者，裁正桓温只是一种政治动机，是基于世乱，欲正其不正以止于正的需求而产生者。
习凿齿由于上述学术的发展趋势，而选择了史学作为其经世学术，遂使原本就政教意味甚浓的史学，又被赋予了新功能——作为统治者争正统的最有力工具；或者说，这是一种旧功能的新推展吧。
然而《汉晋春秋》既基于某种政治目的及意识形态而作，则其书是否符合史书的原则要件？符合的程度如何？此书今已佚，散见于史注及类书者，尚可得以略窥之。
即就全文保存的《晋承汉统论》言，此论虽具有历史地位，但大体上不能算是史学理论的探究发明，而是政教道理的发挥也。
其论据多本于前人，而另以一己之见作予夺，主观色彩甚厚。
然以君子言行一致的角度看，凿齿为苻坚所获，接受其礼遇，终与其所提倡的道理不完全相符，人格自难与不屈于苻秦的周虓等人相比。
[50]故本传末《史臣曰》评论他与徐广（字野民，《晋纪》撰者）云：“习氏，徐公，俱云笔削，彰善瘅恶，以为惩劝。
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取。
而彦威（凿齿字）迹沦寇壤，逡巡於伪国；野民运遭革命（指刘裕篡晋），流连於旧朝。
行不违言，广得之矣！”
由此以观，凿齿《晋承汉统论》中自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所谓尊君和推义，不能算是生命实践所得的道理，却或可视之为政教教条之提出而已。
春秋史学派的史学，多有批判主义及教条主义的色彩，揆诸《晋承汉统论》，严格而言，凿齿虽倡引道德教条，但其政治意识则极入主出奴之见，其迁就现实政治而对历史事实曲加解释，对南北朝以降此类史家实有启导推波之功。
即以裁正桓温一事看，孙盛《晋阳秋》直论桓温枋头之败，招致桓温“关君门户”
的警告威胁，而凿齿则回避当代史部分，第以史借古寓今，极尽影射史学的为用。
斯则孙盛有“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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