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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以史制君”
与反制及其对南北朝官修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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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朝君主撰史现象与实录的创修
前章论及1世纪以还，东汉政府实行国史修撰权中央化政策，导至东观修史制度的形成，及秦汉一统以降首部官修国史——《汉记》的出现。
大体上说，刘珍是《汉记》的领衔者，但此书在东汉约两个世纪间，分数梯次完成。
尽管刘珍是第一梯次的主持人及实际策划者，然而在其之前，尚有班固等人入内修中兴国史，应为东观修史的前奏。
班固在明、章朝，几因“私改作国史”
肇祸，此国史犹指前汉书而言。
然而此仅在官方关注及批准下完成的《汉书》，已备受3世纪后期史官兼经史批评家傅玄的指责，认其书“饰主阙”
“抑忠臣”
等，斯则于官方领导控制、以集体形式完成的《汉记》，更因切东汉之时忌而益受限制，司马彪、范晔等人一再评其书不实、“拘於时”
，显然代表世人的公论，而为不断重修东汉史之主因也。
继起的《（曹）魏书》、吴史，前者有“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之讥，后者有拘系史官，乃至杀史见极之惧。
三、四世纪之间，西晋仍沿国史官修惯例，先后委张华、贾谧等监领其事。
然而内有后、戚，外有宗藩，强臣专国柄，五胡窥邦畿，当此之际而为史臣者，其心唯危；加上蔡邕、韦昭两史祸殷鉴不远，史官能“直书”
者几稀。
其间陈寿《三国志》号为“实录”
，然于汉魏、魏晋授受之际，魏三祖君臣牵涉晋三祖君臣之事，所隐亦多，或乃至不书。
陈寿行“春秋不书”
之义，原有害于史文之绝续问题，而世人竟不之怪，反号其书为实录也者，盖知寿所不书者，正是最该深思批判处者也。
著史者与读史者竟共鸣合契若兹，则三、四世纪魏、（西）晋之际，世道危微、史心恐惧之情势，可以知矣。
史实失实，史书不书，诚危害史学根本之最大者。
即就功用论角度言，乱君贼臣由是无所惧，经验借鉴由是无可本，所谓经世致用云何哉？是以东晋承丧乱隅居之余，留心经世之学者，痛定思痛，利用史学对时代大加批判，且直溯其致乱之源，冀能发明其事，究其因果，以待来者之取鉴，开拨乱之太平。
由于时值儒学衰退，汉儒通经致用之风，寖寖然已为“以史经世”
之风所取代。
汉儒“以天制君”
的思想，亦渐由“以史制君”
所落实。
汉末以降，天不仅不足以制君，反而成为乱臣贼子禅受之际的护符，是则以史经世、以史制君观念之所由起与所用心，可想而知。
严格而言，“以史制君”
是“以史经世”
思想中最尖锐的观念，其制约对象不仅在乱君贼主，也兼且涵盖了专权不法的乱臣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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