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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统论对国史体例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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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正统观念影响于国史解释和构思既明，则另外进而有可论者，即因正统立场所引起的实际笔法，及对敌逆地位构置诸问题。
陈寿以前，史家行文一本各从其实之旨，对政权之敌逆者鲜有以特别鲜明的笔法进行批判，有之者亦不过略见于卷末的评论而已。
东晋以降，正统立场的秉持及认同，遂改变了史家此固有之风，尤以国史修撰为甚。
前引《魏书·序纪》所用的名词和叙述方式，谁是自署私署，谁是自立僭立，谁是凶奸叛逆，乃以本朝正统的立场为主，而颇有愍没事实是非之趋势。
各政权自修国史，以如此笔法贬抑敌逆，充斥于诸正史，显见政治情绪之高涨也。
在此行文构意之间，尚可作细分而论者，此即对敌和对逆给予的笔法与位置，有所不同，影响所及，成为中国史学的结构特色者。
首先，欲论对敌。
所谓“敌”
者，含意有二：一指“敌对”
政权，一指“平等匹敌”
政权。
此二义俱可施于中国内部或外部的权力结构也。
对内如南、北朝之例，两者长相“敌对”
，但有一段时间互相修好，表面上颇有“平等”
相待之意。
对外如汉与匈奴的关系，由敌对平等，乃至复敌对，以至一方屈属称臣为止。
讨论此类问题与史学的关系，略欲循由外而内的逆方向为之，盖此与古人的天下观（或宽言之为世界观）有关。
作者无意逸出本书断限，过甚地穷溯古人的天下观，只欲据《公羊》《谷梁》二传说明一个观念的存在：此即春秋以至汉代，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居天下之中，在这里发展的中国人及其文化，乃是天下最优越而根本的，为天下变动的中心所在。
这种觉识导致了优先意识的形成，亦即所谓内诸夏而外四夷、先中国而后夷狄的观念也。
这是基于内外、先后、本末的觉识上发挥而成的，原本就是一种历史意义。
及至邹衍提出大、小九州岛说，使中国人的天下观得以扩大为世界观，但其说有将人类世界视为地理单位，而忽略人文历史意识之倾向。
[27]姑无论邹说如何，赤县神州即是“中国”
，其内即禹贡九州岛，亦即天下所先所本之所在，此盖当时一般人的观念。
汉人对中国以外诸人种文化，甚少有穷源溯本的全面兴趣，有之则仅止于约略的、零碎的谈论或记述而已，此盖内诸夏、先中国的观念意识所以造成也。
新史学的鼻祖司马迁，是首创外国研撰的人，也是首位对外国作系统性探究，而将之列于中国史内，使国史更具天下化或世界化的史家。
尽管如此，但《史记》只收入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数地区诸国而已。
这些国家涵盖了中国的四边，是否即意谓当时中国人对外国的认识仅止于此？恐怕未必，盖司马迁或许另有构思也。
司马迁将上述国家收入中国史，事实上已开启了中国史进入亚洲发展的前驱，已不再局限于中国赤县神州的本部。
但他构思这些国家的位置时，并不如后世正史般，将之统列于国史之末数卷；而是将之置为“列传”
，分散于诸列传之间。
这种构置法，有些人百思不得其解，而徐复观论之颇有所得。
他认为《史记》述各国，“大体上系按照与汉发生关系，或得到解决之先后为次”
；另外，亦与汉朝的国防问题及因国防所引发的内政问题有关。
[28]《匈奴列传》夹于《李广列传》及《卫霍列传》之间，《南越》至《西南夷》夹于《公孙宏》《司马相如》之间等，原司马迁之构思，殆应有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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