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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形式，就是群众起来了，而且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革命胜利以后，革命派掌握了政权，但是立宪派和旧势力一反攻，就把政权夺过去了。
湖南就是如此。
湖南也是新军起义，有革命派领导，他们把巡防营的军官杀掉，自己掌握了政权，可是立宪派马上来一个政变，把革命派全杀掉了，他们和旧势力掌握了政权。
除湖南以外，贵州也是如此。
第三种形式，就是当群众起义尚未爆发的时候，当地一些立宪派人物就利用下层群众起来的形势逼迫清朝政府的官员自动宣布独立。
结果宣布独立以后，政权还是落在清朝政府的旧官员手里。
很多省份都是如此。
例如江苏巡抚程德全，大家劝他独立，他就举行一个仪式把自己的官衔改成都督，完全原班人马，只是换一块招牌。
第四种形式，比如云南，爆发了战争，新军和旧军队打了仗，新军赶跑了旧势力，改变了政权。
还有一种形式，比如四川，情况更为复杂。
自一九一一年五月以来，由于清朝政府把民办川汉铁路收为国有以借外债，引起了四川广大民众的激烈反对。
川汉铁路原来是四川民众为了反对西方国家的侵略而倡议兴筑的。
他们发起用“租股”
的办法来筹集资本，“按租出谷，百分取三”
。
因此，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都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
四川保路运动原先是立宪派所控制的谘议局领导的，他们为了扩大斗争力量，就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想利用四川拥有广大群众的哥老会。
哥老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此时由于谘议局的支持，开始公开活动。
革命的同盟会和共进会会员多年来就在哥老会中进行工作。
因此，运动一发展，就不是立宪派所能控制的了。
当时斗争声势十分浩大，全川一百多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其他阶层都卷入了这个运动，纷纷举行罢市罢课。
横暴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九月七曰屠杀请愿的市民，引起了四川人民更大的愤怒。
各县民众蠭起，支援成都市民，使赵尔丰只能困守督署。
端方奉命率领湖北一部分新军入川镇压，新军在万县和内江与四川同盟会员取得联系后，在资州起义，杀掉了端方。
接着，同盟会员在内江等县起义。
这时，四川的一部分新军已在成都附近起义，直趋重庆，与城内同盟会员联合占领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以同盟会员张培爵为都督。
赵尔羊见大势已去，把政权交给谘议局议长、立宪派蒲殿俊，成立四川军政府，使革命造成成渝对峙的局面。
后来同南北和议一样，把政权交给旧势力了。
总之，形式尽管有这样几种不同，结果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实在是因为革命派太没有力量了。
他们盼望革命早日成功，凡是拥护共和的人，他们都愿意同他合作。
在共和名义下发生的争夺权力的事件，只要夺得权力的人仍旧表示拥护共和，哪怕他有残杀革命分子的血债，也没有人去追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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