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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帆东去,首先顺利地到达了宜昌。
当船过三峡的时候,看着祖国无限神奇美妙的江山,同舟的人都大发诗兴。
于是便以“东游述志”
为题,写诗以抒怀抱。
记得我写的诗中有这么两句,“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
我当时的思想,不仅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而且在康梁的影响下,总觉得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那样的道路。
不过,我对西方帝国主义却并不那么崇拜,而对中国的前途则充满了信心。
到宜昌以后,我们改乘轮船。
在轮船上我们结交了一位“同路人”
——后来四川著名的立宪党人之一的邓孝可。
邓本是重庆一家火柴公司的老板,这次是到日本去买机器的。
既然“同舟共济”
,彼此便慢慢地攀谈起来。
由于思想上有许多相同之点,我们一路上倒也谈得颇为投契。
他约我到日本以后,一定和他一起去横滨拜望梁启超,我也就答应了。
但是,我们自从在上海分手之后,他一直沿着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下去,后来一到日本就拜在梁启超的门下,终于成了反对革命的立宪党人;而我却与他分道扬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便结東了我们那段共同的路程。
我一到上海,便打听到留学日本,花费并不很多,因此改变了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同我二哥他们一直钱去日本。
这样,我们在上海没有停留多久,就换轮东渡。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十数天内,我却有很大的收获。
在此以前,我还只知道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那一套改良主义的思想;到上海以后,我即开始接触到孙中山、章太炎他们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虽然知而不详,但稍一比较,就觉得革命的道理更为充分。
于是,我对康梁的信仰便一落千丈。
在从上海到日本的航程中,我又认识了一位福建的林宗素(女)。
我们刚从闭塞的四川出来,看到女子出洋留学,本来就已觉得新奇,而她那滔滔不绝的言词,说的又全是些革命的道理,更使我感到佩服。
这样,我无形中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革命的思潮便把我头脑中原来那些改良主义的思想冲淡了。
1903年3月,我们到了日本。
路过横滨时,看梁启超的念头早已没有了,我们一直到了东京。
这时,中国革命的潮流又开始上涨,留日学生和全国人民一道,正在为反对沙俄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的领土主权而斗争,这就是著名的拒俄运动。
我到东京后,立刻参加了这个斗争。
从此,开始了我生活史中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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