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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明员同志说：该报在当时东北抗日联军中广为流传，深受广大官兵热爱，对于他们坚持东北游击战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各地读者不仅在精神上支持我们，而且在经济上也援助我们，例如在有一段时期内，我们收到读者自动汇来的捐款即达六千余法朗，其中有杨靖宇同志和全体将士捐输的，也有国内外同胞捐输的。
这些，都给了我们《救国时报》的同志们以很大的鼓舞。
《救国时报》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曾邁到过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上和发行上的困难。
它虽然有《救国报》的资金作基础，也得到各地同胞解囊支援，但因它并非营业组织，收入有限，而各种费用支出颇巨，两者相较，常常不足。
虽然同志们节衣缩食，甚至继以典质，即使“罗掘俱穷”
，也还是难以为继。
因此后来有时不能按期出版，或出版后又无钱付邮。
在发行上，由于国内外反动派的检查，报纸常被扣留，订户及代派处往往收不到。
那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报刊入口检查最严，我们的报纸往国内发行极不容易。
为此，我们不得不想更多的办法。
记得1936年初，上海生活书店的一位同志到了巴黎，他手头上有《新生周刊》的订户名单及住址，那时《新生周刊》已被查封，我们便利用它的订户名单及住址来寄《救国时报》，使我们的报纸得以在国内广为流传。
总之，《救国时报》虽然遭遇到许多困难，但由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援，再加上报社全体人员同心同德地艰苦奋斗，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坚持了两年多的斗争，完成了它所负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我在巴黎办《救国时报》的时候，为了加强在欧洲各国的中共党员的联系，交换情况和交流工作经验，于1936年1月，在巴黎召开了一次旅欧党员代表会议，到有在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法国等国工作的党员代表十余人。
我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新政策的报告。
会议讨论了组织各国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问题，并制订了筹备计划。
这些长期散居在国外的同志，由于客观环境很难与党的领导组织联系，而各兄弟党领导他们也有困难，因此，他们的工作不能很好地开展，情绪也有些沉闷。
于是，大家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来加强对旅欧各国党员的领导和联系。
这个问题虽然未能得到解决，但通过这次会议，大家听了我的报告和讨论了今后的工作，觉得有了党的新政策可以遵循，都非常高兴地返回了各自的工作岗位，生气勃勃地展开了工作，比起从前来总算进了一步。
我在巴黎除了办《救国时报》以外，为了宣传抗日和争取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作了一些其他的工作。
1936年春，听说胡汉民到了法国，住在宜斯海边休养，我想他在国难当头的时期，思想或许有所转变，便派我的儿子（震寰）持函往见，想约他见面，对他谈谈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谁知这位在大革命时代就著名的右派分子，这时仍然顽固不化，见我的信后竟不敢作答。
我知其行将就木，已经不可救药了，便没有再去理他。
后来胡愈之等来巴黎，我和他们畅谈，颇为投契。
他们要求到苏联，我为他们联系，并代办了入境手续。
1936年3月，世界学生联合会为援助中国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在伦敦召开大会。
在这以前不久，曾在比利时首都开过一次国际青年代表大会。
在会上，我们的代表为了扩大统一战线，把表面看来似乎左倾一点和比较与我们接近一点的国民党分子王海镜推入大会主席团，谁知这位王海镜后来竟反对我们的代表在会上讲话。
鉴于这一教训，我想这次伦敦大会，再不能蹈覆辙，便写信给德国我党支部负责人王炳南同志，力说我们一方面要顾到统一战线方面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斗争性，断不能因为统一战线而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并要我们的代表去伦敦后找侯雨民同志好好筹商办法。
因时间紧迫，稍缓即要误事，我们又没有预定秘密通讯方法，怎么办呢？考虑到以前几封信都没有失误过，想来这一次也不一定会出问题，便大胆地写了一封指示信，急忙挂号寄出。
谁知这时王炳南同志已另调工作，新接任的刘光德（刘咸一）同志又搬了家，他两天后到旧房东那里取得我的信，已被人拆过了。
后来，当大会开始的时候，出乎我们代表的意料，国民党特务忽在会场上散发以“民族先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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