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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影印的我那封信，并大嚷什么大会是共产党所召集和操纵的。
他们还以“留德中国学生会”
名义致电大会，反对我们的代表出席会议。
我们的代表都很惊讶。
但是国民党特务这一无理取闹，在我党代表的有力驳斥下，并没有得到多少同情。
大会执行主席柯乐满当场驳斥了他们，大会筹备委员会也回信驳斥了他们的来电。
这次大会并没有被他们所破坏，终于获得了成功。
我们的代表返巴黎后，说起这件事，并把影印的信给我看，果然是我用假名“平洋”
写的那封信。
我这时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警惕性还不够高，考虑问题还不够周密，在反动统治下做革命工作，必须随时警惕啊！
后来查明，这件事原来是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的人干的。
他们经常派出特务跟踪共产党人，窃取机密。
就是他们把我那封信秘密偷去影印后又送回了原处。
他们不仅把影印的信在大会会场上散发，而且遍寄国内外，企图以此来挑拨离间，破坏我们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
接着，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程天放，就串通德国法西斯组织“冲锋队”
对我们施加迫害，逮捕了刘光德同志和反帝同盟的许德瑗等人。
为了反抗反动派的迫害，我们发动了许多团体向德国政府抗议，并要求国民党大使馆将人保出。
程天放自然是不会答应的，我们对他也并不存在什么幻想，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更加暴露他的嘴脸而已。
由于许多团体的抗议，加上德国和国际舆论的谴责，德国政府不得不将许德瑗等释放，但刘光德同志却被无理驱逐出境。
这一消息传出后，党组织惟恐我也发生危险，便急电要我返回莫斯科，并派人来接替我的工作。
原来我到法国去是非法居住的，没有居留证，是经不得检查的。
刚到巴黎时，报社又被查封，同志们怕有危险，不要我到报馆去，但我每天总要设法去一次。
我还常约同志们到咖啡馆商量工作，有时风声很紧，大家都为我担心。
当时法共的同志们给了我根大的帮助，极力设法掩护我。
我一到巴黎，他们就把我送到一个同情分子开的旅馆里，住约十月之久，未出问题。
这固然是由于法共同志们和旅馆主人的掩护，同时也由于我自己小心谨慎，举止大方，和自己装扮的身分相称，并注意保守秘密。
主人一家因此都很喜欢我。
1937年，我再到巴黎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工作时，曾去看他们，并告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抗战胜利有望，他们一家人都非常高兴。
直到如今，对于法共同志们和法国朋友们的帮助，我仍感激不忘。
正是由于他们的国际主义的援助，才使《救国时报》胜利出版，并使我胜利地完成了党所交给我的任务。
1936年7月，我把报社的工作交代以后，返回莫斯科，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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