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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笔迹，广松涉广松涉发现手稿中多为恩格斯笔迹而马克思笔迹较少出现，因此推断恩格斯在《德》中的思想理论贡献大于马克思。
[24]这一结论显然过于草率。
也可能仅仅是恩格斯誊写。
因为判定究竟思想出自何人不能仅仅根据笔迹，还要看这一文献前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化情况，以及此文献与其他相关文献的思想关联程度加以佐证，以“互文性”
才能连贯地加以说明和判定。
在这一领域，一批青年学者如北京大学聂锦芳、清华大学韩立新都围绕马克思《德》的文本解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在国内学界有相当的学术影响。
进一步，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涉及对“文本学”
这一新概念如何做解释。
国外只有文献学概念，而没有与中国“文本学”
意义对应的词语。
文献学主要包括“版本（edition）”
“目录（directory）”
“编纂（piling）”
“校勘（g）”
等。
而“文本（Text）”
研究来源于解释学，主要是对一定文本的意义如何理解和解释的方法。
当然阐释学从古典到近代，经历过圣经解释学、语文解释学、施莱尔马哈和狄尔泰的文本解释学、海德格尔的主体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等。
中国古代也有经文解释学和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
张一兵指认的“文本学”
不仅包括文献学的版本研究，也包括对文本意义的解释。
对于这一概念，杨学功、韩立新、鲁克俭以及张一兵等人展开了多次对话。
反对者认为：第一，文献学、版本学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文本解释是一个文化问题或理解问题。
将两个含义并入在一起并不恰当。
日本学者大村泉也持此观点。
文本研究不能无视陶伯特等西方学者编纂MEGA2中关于马克思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
不能因为意识形态对立就否定西方学者的文献学技术研究成果，因噎废食。
[25]但是，技术层面的文献学是否为“价值中立”
或“价值悬搁”
的？显然不是。
意义决定文本结构的选择，但文本结构也决定意义。
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更加有深谋远虑。
无论主观意向如何，学院派的“技术范”
远不能逃脱意识形态的纠缠。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忽视技术层面研究的创新意义。
最后，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还涉及如何看待中国的“马克思学”
。
王东、鲁克俭、韩立新等都主张应当在马克思思想研究意义上与西方“马克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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