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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初语境绝不是对一个“现成在手”
状态，而是“重新上手状态”
，即对读者说来的生成。
解读文本的结构依赖解读者的时代视域。
依托这一范式所形成的经典学派，是最为具有学院派风格的学派。
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板櫈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的严谨学风，更体现在他们对文献学研究所必然依赖的技术型路径。
版本考订、编纂学考察需要一种编辑式的细致的对比功夫，对每一章节、每一页版本的样式、每一句行的字迹、每一个眉批等都需要细致关注，科学考量。
与以往“天马行空”
式的思想阐释和所谓“联系实际”
式的具体议论相比，这更需要有严格的学术规范，言出必有据，而且是版本学的考据。
它把翻译、编辑式的技术责任与严谨细致的理论研究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范式，也锻炼出了一批学者，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学派。
他们当然因为依赖原典而得名。
他们因为范式对于技术要求颇高而显得人数偏少。
然而，这是最具有国际交流和对话能力的学派。
他们都是用同一种技术范和话语方式来交流并可以在技术上相互印证的人。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派的少数人有技术至上主义倾向。
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可能导致“学术登场、思想退场”
，用规范的技术方式来做一个相当规范的版本考订成果，但是却不知其思想意义和理论价值。
当然，这一范式因为论域集中而研究着力为甚，因此，创新指数低于平均值，为0.286。
究其原因，除了前期的文本解读类成果主要是原著教学讲解类，很少有新思想外，这多半是因为新的学术路径出场较晚，学术积累严重不足。
假以时日，这一范式的创新成果未必低于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
此外，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还先天地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困惑。
首先，文本样式有很大的不同，有生前公开出版的著作，有被翻译为其他文字出版但经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审定的著作，有手稿，有札记，有笔记，有通讯，有批注，等等，究竟何种文本样态更能够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意？学界经常争论的话题是：究竟公开出版的杀青之作还是手稿、笔记甚至札记更能代表经典作家的原意？我们难以停留在文本层次上对此加以作科学判定，而只有穿越文本背后去看历史语境的决定性选择，才能最终达到理解的真实。
其次，文本解读如果旨在寻找一个“原版的”
马克思或者列宁，如何与“崇古意识”
做出区分？又如何与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相互一致而不至于拿“原版马克思”
去批判当代马克思？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间距如何弥合？
正是对“原教旨主义”
或“顽强的崇古意识”
的担心，以复旦大学俞吾金为代表的学者，坚持主张“应当让马克思走向当代”
，“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开创了首先与西方哲学、进而与中西对话的方式激活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保持马克思的当代生命活力并不断创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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