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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关于两者的关系也一直被争论不已。
一是在《手稿》中，马克思将劳动、实践视为人的“类本质”
，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
，进而，它被视为创造世界历史的客观基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18]因此，实践构成人的“类本质”
和世界历史的本质。
二是马克思在《提纲》中指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人们因此而争论：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表达人的本质和世界历史的本质到底是实践、劳动等自主活动范畴，还是“社会关系”
等关系范畴？显然，争论双方的观点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思维前提，即认为实践与社会关系不是属于同一对象，两者难以相互兼容。
在我看来，这一争论真切地表达了一个理论的事实：马克思在1844—1846年，从《手稿》《提纲》和《形态》往后延伸到《资本论》时期，发生了一个哲学视野的大转折，即从“实践的唯物主义”
向以真实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研究为主线的交往实践观转变。
首先，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彻底摆脱了德意志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走向历史深处的起始点。
在鲍威尔等人看来，哲学、批判的批判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在场主宰，他们用震撼世界的词句来批判世界、发动革命。
思想在场遮蔽了真正的在场主体——历史本身。
因此，马克思走向历史深处，就是要从感性实践出发，从改变世界的物质活动出发，进而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用全面生产来打开历史真谛的大门。
在《提纲》中，马克思超越这一哲学的关键，在于对以往实践结构观的改造，将交往、社会、社会关系等主体间向度的思维范畴介入实践概念，从而开始了走向新的交往实践观的历程。
学界对马克思创立新历史观第一阶段即“实践的唯物主义”
的研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从对“青年马克思”
的“人本学”
唯物主义和关于马克思《提纲》中“实践观研究”
的高度评价，到“主体性哲学”
建构和“人学”
体系的弘扬，都是如此。
应当指出：许多学者对马克思的实践结构观的这一理解方式与把握方式是奠基于现代实践观的框架之上的，因而其理解的基本理路是“主体—客体”
两极框架，强调实践观是马克思新历史观的起点、基础和一以贯之的红线，突出实践的主体性原则。
然而，这一强调自觉不自觉地将实践的主体指认为没有差异的单一主体性，或“类”
主体性，因而，在探寻马克思《手稿》与《提纲》两个文本中方法论的所谓一致性，推崇马克思“人本学”
实践观的同时，就将马克思关于主体间交往实践及其社会关系理论撇在了一旁。
然而，思想真实的进程与此相反。
在新历史观第二阶段，以《提纲》《雇佣劳动与资本》《宣言》以及《资本论》（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代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资本批判中发现了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本质——交往实践，进而马克思特别强调以交往实践观为核心，以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质并形成生产方式、市民社会和世界历史为理论表征的新历史观。
这里存在着一种理解范式的转换，即从一般“实践的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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